预置防范装置行为的法律性质

如何认定预置防范装置行为的法律性质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较常见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理论对此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预置防范装置行为总体上可以分为正当的和不正当的两类。正当的预置防范装置行为可以成立正当防卫和一般违法行为,不正当的预置防范装置行为构成犯罪。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荣辱观

道德教育是指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依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人们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从而将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教育,主要是培养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改善社会秩序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肃清社     

中国共产党百年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基于文化结构和文化形态学的深层解析

廉政文化建设关系到百姓的人心向背,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定理想信仰,让精神文化激发向廉向善的内在动力;二是坚持以上率下,让行为文化焕发见贤思齐的感召魅力;三是坚持惩防并举,让制度文化迸发反腐防腐的强大威力。廉政文化建设既要遵循廉洁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现象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整体性,所以在进行廉政文化建设时,必须从整体出发,把精神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和制度文化建设这三支力量紧密结合起来,互相支撑,共同发力。坚持以上率下,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最为难能可贵也最富有成效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整体思路和战略举措。     

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增长与公安行政执法

在公共选择理论下,政府行为取决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要不断地满足公民的权利吁求的。公众对公安机关直接强制行政行为的反感,促使公安机关转变执法观念,摆正位置,开发和运用多种具有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非强制性的行政方式和服务措施,既达到了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推行治安管理的目的,又为群众所接受。这是公安行政执法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盗窃罪论处。该款规定并不妥当,因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可能触犯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或诈骗罪。故应予以删除。     

我国艾滋病行为干预的现实状况与基本评价

艾滋病行为干预是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技术手段,其内容框架主要包括对象、形式、目标、原则、措施等。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广泛开展行为干预,积极应对艾滋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要充分认识加强艾滋病行为干预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认真地执行艾滋病行为干预的政策规定,更加广泛、深入和持久地开展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活动,加大监管力度,分类实施相应的行为干预措施。     

著作权民刑保护之间的法域冲突及其化解

著作权民刑保护的对象是著作权的法定专有权及其法益。《著作权法》与《刑法》对专有出版权的保护以及对“冒名”的规制是在法定专有权之外提供保护;《刑法》在“复制发行”“作品类型”“规避技术措施”等三个方面脱离《著作权法》规定侵犯著作权罪;对《刑法》上“复制发行”的解释背离《著作权法》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应通过《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采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以及删除《著作权法》有关保护专有出版权与“冒名”的规定两个方面化解著作权民刑保护之间的法域冲突。     

我国职务发明制度的异化及匡正——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考察

制度异化是指因制度缺陷或其他制度外的因素而导致人所建构的行为规范成为束缚与支配人的工具.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视角来看,我国的职务发明制度在实践运行中表现出明显的异化特征,导致这种异化的内在原因是职务发明制度的缺陷,外在原因是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职务发明制度的异化客观上使得该制度沦为企业奴役发明人、谋取利益最大化的制度...     

基于相对安全理念背景的互联网金融法律模式研究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带给广大投资者新的发展契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借助于现代互联网技术可以突破传统金融市场的空间限制和时间限制,为金融市场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机遇。由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法律层面上并没有较为明确的界定。因此需要通过对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概念、特征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法律风险,并结合互联网金融特有的特点提出解决策略,从而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债权人撤销权客体范围的类型化分析

撤销权系撤销债务人所为之行为,该行为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本不应有的状态,这种状态破坏了原本平衡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债权实现造成的影响极大。但是如果撤销权不断膨胀,在实践中运用的范围过度扩张,也可能会对债务人合理地管理自身财产造成妨碍,干涉他人的自由,阻碍债务人经济能力的恢复和自愈。我国在立法技术上采取客体范围扩张而在主观构成要件的把握和行为后的事态方面进行限制以防权利滥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参考2017年《日本民法典修正案》的立法经验,对撤销权的客体范围进行类型化分析,对客体范围加以明确,以防止其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