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诚信文化与广告业诚信规约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影响至深。鉴于目前广告界存在的诚信问题,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媒体应遵循诚信原则,并通过加强立法执法机关的管理职能,促进广告业自律和推动社会监督,使我国广告业走上诚信经营的道路。     

论司法对体育行会内部纠纷的干预

足球俱乐部不服从中国足协的纪律处罚，应当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司法干预与体育行业自治的关系来看，以诉讼来解决体育行会的内部纠纷，并不会影响体育行会的行业自治。但司法干预应当受到以下原则的限制：技术事项例外原则、用尽内部救济原则与仲裁协议效力优先原则。     

揭开“国库大盗”的真面目／

2001年6月12日晚8时许，正在盐城参加会议的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葛太进突然接到中国人民银行建湖县支行打来的电话：该行会计国库股股长沈建、副股长吕立鹤、复核员严习良等3人涉嫌挪用6350万元国库资金，现沈建等3人均已被银行内保部门控制。     

论建筑物区分所有形态下的成员权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成员权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一项独立的权利,它的存在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市民社会理论。成员权本质上是区分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之支配权能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由主体、内容、客体三个要素构成。成员权的实现需要借助于由所有权人组成的自治管理团体以及由所有权人共同制定的管理规约。对成员权的立法安排,最佳的选择是制定一部单行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     

国际检察官的独立性及其保障

国际刑事特设法庭,即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常设性国际刑事法院,对检察官的独立性都作了明确规定。这不仅符合国内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共同原则,也是打击危害国际社会的最严重犯罪的必要保障。可以说,国际检察官的独立性是国际刑法体系的一个结构性保障。     

有关《罗马规约》的中国选择——以危害人类罪为视角

对危害人类罪的规定提出保留是我国政府不加入《罗马规约》的理由之一。我国政府认为危害人类罪构成应与武装冲突相联系,同时该罪具体罪行的规定已超出了国际习惯法的范围。但是通过对这两个理由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这些理由已经不够充分。本文认为中国要在国际刑法未来发展中掌握话语权则应尽早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浅析《罗马规约》为第三国创设的义务

学者们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是否为第三国创设义务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本文认为该规约的确为第三国创设了被动接受管辖的义务,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东南亚大事记（2005．2．1～28）

1～2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1日与来访的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举行会谈。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杨荣文，温家宝积极评价建交以来中新关系取得的进展，希望双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立足长远，面向未来，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杨荣文表示，中国的发展符合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利益。新方支持中方为维护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     

基层治理中的过度执行:成因、危害与对策——以街头官僚为例

街头官僚作为基层治理场域中的一线治理主体,对其治理实践的高标准、严规范和效能化,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在制度结构、组织目标、复杂环境、资源禀赋、利益考量、能力素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执行运作一定程度上无法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规范,现实中呈现为差异化执行类型。自由裁量权的治理权限和运作方式的“度”难以有效把握,容易失控异化为治理的过度执行。这一问题隐含着其他危害:在微观层面,造成街头官僚执行公信力下降;在中观层面,削弱地方政府治理权威;在宏观层面,影响国家认同。因此,应通过合理举措使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转向制度化、规范化、合理化,既要保障执行权的自主效能,又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规约控制。     

以制度力量建设服务型执政党

党的十八大将建设服务型执政党定位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一个战略任务。如何以制度力量构建出一个服务型执政党,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显然任务急迫。为此,在理论与实践上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探索:以制度力量建设服务型执政党,必须加强以服务人民群众为根本指向的党的制度整体构架的顶层设计;必须强化党的具体制度与党的基本制度的高度一致;必须强化党的程序性制度的安排;必须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必须及时将成熟的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成果上升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