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社会化的内涵构成及实施载体

行刑社会化是指相对于以隔离、封闭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监狱管理模式而言，对罪犯提供一系列帮助促成其重新适应社会生活并以健康心态复归社会的社会系统工程。行刑社会化的内容包括狱内行刑社会化与狱外行刑社会化：对前者最重要的是分级累进处遇；对后者最重要的是社区矫正制度。     

关于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辽宁省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总体情况,借鉴大板村脱贫攻坚工作成效和辽宁省民族和宗教委驻村帮扶工作经验做法,提出在"十四五"时期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建议,包括:突出工作重点,建立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完善政策体系,着力抓好政策有效衔接;实施项目牵动,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创新体制机制,发挥乡村人才作用;坚持党建引领,提升基层组织力等。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改革初探--以检察权的性质为理论基点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改革问题是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完善该机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检察权的性质问题。本文即以检察权的性质为理论基点,在评析学界各种观点后,提出检察权属于行政权结论;并以该结论为基础,进一步阐释该机制的应然模式和在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建议。     

社会主义法治视域下的纪法责任衔接研究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规范体系。责任衔接作为纪法衔接的重要内容是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是在不同责任体系间的衔接与协调。纪法责任的衔接分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理论和实践中程序衔接有纪在法前、纪在法后和纪法并行三种模式,三者各自皆有衔接不畅、不同程序的选择模糊等问题;实体衔接中,党纪责任和不同法律责任之间关系的认定标准不明、追责程度不匹配等问题。为完善纪法责任的衔接,应从程序上加强衔接过程中内外的监督和沟通,从实体上细化规范条文、以比例原则为指引实现两种责任的程度匹配。     

版权犯罪中“复制发行”概念的厘定与解读——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为对象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对“复制发行”行为方式及定义的扩大解释,造成《刑法》条文之间的重合及与《著作权法》的背离,破坏了《刑法》的内外融贯性。刑法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自主决定对何种行为进行规制,但应尊重《著作权法》对行为定义的规定,同时避免自身条文被架空。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澄清了“复制发行”的相关争议,实现了向《著作权法》的回归。针对《刑法》因其滞后性而不能及时修正的问题,应继续沿用通过司法解释扩张相关术语的方式,但应在刑事立法中规定概括性术语或兜底性条款等作为缓冲地带并严格限制对其的任意扩张。     

从大学英语从大学英语四、六级作文评分标准看语篇的衔接性和写作教学

针对大多数大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仍然十分薄弱的现状,本文作者从语篇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影响学生写作水平进一步提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对英语语篇的衔接性缺乏了解。通过分析大学英语4、6级作文评分标准,采用具体的实例分析了语篇衔接性和英语写作的关系,最后对如何提高英语写作水平,作者提出了几点建议。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立法问题研究——以公安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为中心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因属于不同法域,由于部门保护主义与行政执法遮蔽而使得以罚代刑成为常态。建立的衔接机制存在问题导致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数量呈下降趋势。有关此问题的立法应当在报案线索与案件移送、受理与处理以及证据的转化等方面作出修改,使“脱节”的环节得到衔接。     

构建多元的矛盾纠纷解决体系

作为全国法院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试点单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不断深入探索法院主导下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新路径,进一步整合资源,建立以调解中心为枢纽,诉前调解、诉调对接、立案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等五大机制为支撑的矛盾纠纷解决体系,实现了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协调与合理衔接,案件的调撤率大大提高,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法条冲突问题探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是国家调整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两道堤坝,同时也是限制国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人权的两部宪章。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相竞合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法条冲突问题、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法条竞合问题、在解决此问题上应该采取有别于《刑法》内部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对《刑法》条文进行实质性的解释,优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有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应当受刑罚处罚的程度、《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无法有效控制的时候才能动用《刑法》。     

断裂、失范与衔接——试论当前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动与走向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展以来,本土资源说与移植说分庭抗礼,而在本土资源说中,少数民族习惯法无疑成为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当学者们对各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整理研究后却发现,少数民族习惯法由于缺失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础,而不能简单地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直接渊源,相对于我们一直致力于发展的法治现代化来说,它们呈现出突然的断裂状态。而现代法治在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统一实施中,具体的运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时,却显得有些难以掌控。于是,习惯法与现代法在这些地区冲突着交织并行。本文试图以凉山彝族习惯法为对象,从后现代主义法学解构的角度剖析习惯法的断裂及国家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失范,进而重构两者通过良性对话后的衔接,以期能加强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