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层面培养选拔好干部的路径探讨——以浙江温岭市为例

＂郡县治则天下安＂。在现行政治架构下,县级政府处于国家政权结构最前端,是具备完整行政职能的一级政府,担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一线的重要职责。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基层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县域层面已经进入社会矛盾高发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利益诉求多元期,面对的问题更趋复杂和紧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小产权房开发、出售行为不宜入罪刍议

小产权房问题已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当前,在对小产权房的治理中刑法频频介入,且司法实践常以非法经营罪规制其开发、出售行为.然而在规范层面,该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中的"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从政策视角看,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表明对小产权房开发、出售行为应当持审慎入刑原则,且该行为客观上顺应了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价值趋向,故不应以非法经营罪进行评价.但此类行为违反了相关行政法规,属于行政违法行为.     

行政诉讼改革 构建“民”与“官”平等对话机制

2021年7月29日,在《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实施一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5起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典型案例。告官见官,出庭发声……司法带来的一项项变化可见、可感,行政诉讼改革正不断走实、走深。     

论基于优益权的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之行使

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享有基于优益权的单方变更解除权。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行使体现了公共利益优先、公私法益平衡及契约严守的理念。实践中,滥用行政优益权、混淆单方变更解除权类型、程序规范不足、赔偿补偿标准模糊等问题阻碍了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规范行使。因此,需通过规范行政优益权之行使、厘清单方变更解除权的类型、健全程序规则、明确赔偿补偿标准等途径来完善其行使规则和相关制度。     

完善行政问责制与构建责任政府

构建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树立责任政府的理念,努力构建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般来说,责任政府制度构架包括政府责任规范体制、政府责任履行情况的考评制度和政府责任的问责制度,其中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立的关键,它使政府责任制度的落实得到保证.     

构建最开放的电子政府:韩国模式及其启示

在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化进程中,韩国政府走在了前列.研究韩国电子政府的发展模式,有助于深入探索如何使电子政府的发展更加合理化,对促进中国行政改革与电子政府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从存续性到存续力——德国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生成逻辑

为实现行政法治,德国法学界以司法判决为蓝本创设出了行政行为理论。作为重要的秩序构成要素,法的安定性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应具有与制定法和司法判决一样的存续性。在对判决确定力进行制度移植的基础上,德国法从行政行为的存续性导出了存续力理论。存续力理论在德国法中具体体现在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规则上,表现为对行政机关嗣后废弃行政行为权力的限制。由于存续力的产生,行政行为获得了与司法判决一样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法的安定性原则由此在行政领域得以真正贯彻。     

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切实提高公安机关社会管理水平

当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公安机关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惑,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有效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安行政管理体制,实现"社会的事社会办"。具体要落实六个方面工作:强化社会意识,形成管理合力;强化法治意识,促进依法管理;强化信息意识,夯实管理机制;强化市场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强化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效率;强化人本意识,完善管理机制。     

履行行政职责的作为可能性

有关行政机关履职评价的既有理论和制度,聚焦于对作为义务和结果回避可能性的考察,而未真正涉及对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的讨论。相关理论假定,立法已经解决了行政职责和行政能力的匹配问题,或相关权责安排已通过民主立法程序得到正当化。但是,我国立法机关对行政资源的配置并不享有实质上的决定权,目标与能力不匹配的行政任务在我国法律中大量存在。要准确评价行政机关的履职状况,在考察作为义务、结果回避可能性之外,还需将分散在机构编制管理、预算、规划等体系中的行政资源配置情况进行“拼组”,综合考虑行政资源的可及性、充足性及其与行政任务的匹配度,确定对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的合理预期。在不(完全)具备作为可能性的情况下,应结合行政机关是否采取了替代性履职方案、是否积极调剂其他行政资源、是否合理调节了公众预期等因素,最终评价其履职情况并确定其责任。     

从相邻权到空间利益公平分配权：规划许可诉讼中“合法权益”的内涵扩张

规划许可对空间利益的分配,既关涉许可相对人的财产性利益,也直接影响许可项目周边区域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公共生活。以私法上的相邻权作为规划许可诉讼的权利保护基础,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随着空间利益调整由私法上的产权法让位于以规划许可为核心的公法机制,空间利益也从反射利益演变为一种独立的值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因应城市空间的复合空间属性,规划许可诉讼的保护法益,应当超越私法上的相邻权,迈向公法上的空间利益公平分配权。与保护法益的此种扩张相适应,规划许可的司法审查,在制度功能、保护对象、保护内容、纠纷预防解决等方面,都应做相应调整,推动城市空间利益分配从“权利模式”向“利益调整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