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许经营反垄断豁免探析

特许经营是当前国际流行的一种商业经营方式,有自己的特点和存在价值。特许经营中存在一些限制竞争行为,这些行为绝大多数都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并不绝对为反垄断法所豁免或禁止,应采用辩证的方法加以具体分析。目前,我国要加强对特许经营反垄断豁免研究及立法,明确立法指导思想、立法体系以及反垄断豁免方式,从而保证和促进特许经营健康发展。     

浅论内部行政行为的监督

在理论上区分内部与外部行政行为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从事前、事中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以预防不当内部行政行为的危害、补救由此造成的损失、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利。为此,要通过严格内部行政行为的程序、强化专门监督和人大的监督、扩大受案的范围和渠道来强化对其的监督。     

“隆重亲民”的背后

河北省唐山市货车司机王天波向绥化市交警支队反映该队的交警对他进行乱罚款后,绥化市交警支队查明情况属实,当天派人连夜驱车1500公里赶往唐山,当面向王天波赔礼道歉,并退还了罚款。(见7月24日《齐鲁晚报》)徐林生先生曾撰文从纠错成本没必要这么高的角度谈了看法,我觉得其中还隐藏有别的东西。这件事虽然还不是十分的典型,但基本属于常见诸媒体的反映行政机关“隆重亲民”行为的那一类新闻。这类新闻大都有这样几个共同特征:一是“正面报道”,如上门纠错、退款、“送温暖”等;二是主要领导亲自出马,大驾光临;三是公开透明,决不暗箱操作;四…     

加强执法理念建设的几点建议

加强执法理念建设,当前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首先要确立执法理念在检察工作中的基础地位,其次加强执法理念建设要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第三要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总体要求下,使之不断具体化.     

登记不够婚龄 婚姻为何有效

案情：2005年12月13日，被告人李某，见某商场的招聘广告中有联系电话，遂想到以谎称安放炸弹为由，勒索钱财。2005年12月15日16时至20时许，被告人数次给该商场经理王某打电话谎称在店内已安放两枚炸弹，如不给钱，则引爆炸弹。为此，该商场进行了全面封闭、清场，造成了人员的恐慌和10000余元的经济损失。     

医生的权利及其社会功能

医生的权利与义务是医疗法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由于行医职业的特殊性,许多国家都对医生的权利与义务作出法律规定,使医生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使医生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本文仅就医生的权利及其社会功能问题进行探讨。一、作为职业特权的医生的权利首先,医生的权利是一种职业特权,这种特权是通过行政机关的许可而获得的,行政机关对于非特定的一般公民依法负有不作为义务的特定事项,行医,在特     

医药流通领域回扣现象透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回扣现象悄然渗入到经济生活,越来越普遍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在医药经济领域,回扣现象泛滥成灾,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就治理医药流通领域回扣现象谈点我们的设想。一、医药流通领域回扣现象的主要表现目前,回扣问题在理论上及法制上并没有得到完全明确的回答,特别是在法律上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规定。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的解释:"回扣是经手采购或代卖主招揽顾客的人向卖主索取的佣金,这钱实际上是从买方支付的价款中扣出来的。"这就是说,回扣是在商品购销、劳务交易活动中,卖方从买方应支付的价款中扣除一部分返还给买方的钱或物。它实质上是卖方为吸引购买自己的商品而给予买方以优惠或好处的一种经济行为。基于这样的理解,综观医药流通领域的回扣现象,可以发现,其主要表现有六种形式;①现金回扣。根据医药商品销售额或订购额支付     

纪检、行政执法笔录转换为检察笔录的理由及途径

当前．检察机关所受理的刑事察件中．有相当数量的案件是由纪检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移送柏。例如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较之其它案件，纪检部门的作用显得尤为明显。一般来说，纪检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在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之前做厂大量的工作，包括制作纪检笔录和行政执法笔录。邢么．检察机关能否将这些笔录直接作为证据，提交人民法院．     

“治理庸官”要理性定位

“治理庸官”的消息来自2005年10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广东省深圳市委审议通过的一份“治理庸官”计划,将干部的20类行为如不务公事,心浮气躁、无心作为,世故圆滑、居功自傲、不思进取、欺上瞒下等列入“不作为、乱作为、不会作为”,凡涉及这类行为的干部,轻则被谈话告诫、通报批评,重则按辞职辞退、法纪处理。党政机关作为制订公共政策的权威部门,其“治理庸官”计划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公众的留意。当权利、宪政话语渐次达到共识层面,其功能正以维护公众的权利为基本诉求,因此“,治理庸官”除了传递党政机关的一种决心、精神,给“治理庸…     

行政诉讼与企业性质的审查认定——以“中国行政第一案”为视角

行政诉讼中企业性质审查和认定的问题缘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本文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诸多“红帽子”企业为基础展开论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审查认定企业的性质，无论是基于诉讼手段的选择还是诉讼结果追求的目标，均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充足的依据；行政诉讼中的企业性质审查认定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矛盾，而且与民事范畴的确权之拆迥然不同，二者不能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