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

坚决维护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要“以党为师”,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     

行为干预：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技术手段——关于艾滋病行为干预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行为干预是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技术手段。行为干预的内容框架主要包括对象、形式、目标、原则、措施等。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广泛开展行为干预措施,积极应对艾滋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要充分认识加强艾滋病行为干预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执行艾滋病行为干预的政策规定,更加广泛、深入和持久的开展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活动,加大监管力度,分类实施相应的行为干预措施。     

关于“公平”归责原则的思考

归责原则或归责标准是侵权行为法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过错责任的一元制原则、过错和无过错责任并存的二元制原则、过错、推定过错（或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等）及公平责任的三元制原则。三元制归责原则中的公平原则是不能成立的，它是“公平负担”或“衡平责任”的一种错误表述。     

如何标本兼治解决分配问题

解决我国分配问题不能就分配论分配,必须根据直接原因和深层次原因,思考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一是要确立新的思路: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着眼于从深层次解决制约影响分配方式、分配制度的问题,推动经济社会等相关管理体制改革,立足于从分配制度及其相关配套改革入手,着力解决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标本兼治,循序渐进,逐步理顺分配关系,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二是要明确一条主线:针对分配领域存在的四大问题,实施“提低、扩中、调高”战略,逐步建立一套新制度,健全一套新体系,形成一个新格局。     

关于电子政务建设的两个基本问题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电子政务”概念的含义 ,归纳出其五个方面的特性 ,提出在电子政务的推行中应坚持四条基本原则     

环境法律关系新论——法理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国外的和中国的、传统的和主流的法律关系理论的追根求源和分析,提出了“要区别法定关系与法律关系、现实关系与想象关系、原始关系与侵权关系”的观点,主张法律关系向法定关系靠拢、想象关系与现实关系脱钩、侵权关系与原始关系分开。提出了狭义的法律关系和广义的法律关系的概念。主张环境资源法律关系是指由法律行为(包括行为状态等各种行为)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环境资源法律关系既包括主体之间的人与人之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这种环境资源法律关系是一种广义的法律关系,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资源法规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法定关系。     

都市文学中的两种“新”形象

本文从形象模式和特性角度分析了都市文学中的新富人形象和新新人类形象,指出两种形象的产生是都市环境下欲望化叙事的结果,而作家叙事态度的变化则进一步昭示着消费主义、享乐原则对中国文学的负面影响。     

浅析WTO项下各多边贸易协议之间的适用关系

以《WTO协定》附件形式出现的各WTO多边贸易协议应该累加适用。如果有关协议之间存在冲突,则适用有效解释原则,使各多边贸易协议都有恰当的效力,维护WTO内在统一性。     

领导干部要做践行“八荣八耻”的表率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我们辨别是非、美丑、善恶，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举起了鲜明的旗帜。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不仅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而且使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当今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对于进一步匡正社会风气、提高文明程度、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践行“八荣八耻”的表率责无旁贷。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