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有一个“失败社会”出现吗?

阶层固化、社会结构锁定,正是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制度、政策在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时,偏向了他们或者"权力亲缘群体"的结果。这导致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不正义。无正义,则无未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度及其初步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建立起一套新型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和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它既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高效性,也存在着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针对政治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大胆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了调整,取得了重大成效.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一论断对于我们党和政府进一步完善反腐理论，做好反腐工作，推进当前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抽象视野中的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不同的行政行为因其性质不同,所依据的"法"也具有不同范围的含义。而抽象行政行为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又将成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以抽象行政行为为切入点,清楚地界定不同行政行为的依据,健全行政法律法规的审查体系是保证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必然途径。     

从国家权力到公民权利的转换及其理论意义——从《利维坦》到《政府论》

在政体意义上,《利维坦》和《政府论》的主题分别是拥护专制君主政体的"主权者"和为保护人民"自然权利"的有限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绝对权力思想向有限权力思想的转换有着作为必要条件的历史逻辑和作为充分条件的思想逻辑。本研究的理论目的在于,在国家理论体系上,两本书分别代表着国家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和社会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层面,则意味着在国家权力得到保障以后,政府的职能适时地转向公民权利的保护上,而且由基础性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构成的公民权利是分阶段依次实施的。     

文明 规范 依法——浅谈警察权与警察执法权

导读:警察权,亦称警察权力。一般是指主权国家用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而依法实行的强制力量。警察权来源于国家权力,它是一种公共权力,是公法范畴。警察权是一种特殊资格。警察权是一种特殊之权。警察权的实现由法律规范来确认和保护。人民警察的大部分警察权都集中在公安机关职权中。权力范围不仅涉及到各类社会管理秩序:而且还涉及到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专利、财产权利及其他权利。     

给付行政下的平等就业权保障研究

社会权面向的公民平等就业权要求国家积极的作为义务,国家的给付义务落实到行政法上即给付行政任务.政府通过就业领域的给付行政措施,如就业扶助、公共就业服务、就业教育与培训等,促进公平就业和充分就业,保障公民平等就业权.     

凸显毛泽东政治智慧的俄界会议

1935年7月，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此时，个人野心勃勃、权力欲望不断膨胀的张国焘自恃其枪多势重，漠视党的纪律，我行我素，拒不执行之前党中央拟定的北上抗日的行动命令，在毛泽东率领右路军抵达四川省西北部的巴西后，竞电令党中央和右路军随其南下，言辞强硬并以武力相要挟，扬言“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毛泽东及时发觉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用心。为使党中央摆脱危险，9月9日夜召开完巴西会议后，毛泽东当即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单独北上。9月11日，部队行至甘肃迭部县俄界村，次日，在此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俄界会议）。会上．党中央针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公开批判，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俄界会议召开的过程中，以及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所开展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展现出了一位伟大革命家所拥有的过人的政治智慧和深谋远虑的远见卓识。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

1.2012年12月11日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公布2.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加强港口危险货物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货物事故,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际公约,制定本规定。     

行政恶法研究

行政恶法对行政法治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它对抗法治大系统、违反宪法精神、侵害公众利益。然而,只要行政法的制定存在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中,只要行政法的适用存在于社会大系统中,行政恶法就不可避免。为此,就存在一个对行政恶法怎么处置的问题。在我国实在法中应当确立行政恶法的概念,并附有立法机关尤其是最高立法机关对行政恶法进行处置的权力;行政系统应当建立自我纠错机制,自行对行政恶法进行处置,这样的处置机制必须与相应的行政问责结合起来;社会公众可以对为恶的行政法规范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