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第一门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博尔塔拉”是蒙古语,汉语译为“青色的草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位于新疆西北部,辖博乐市、精河县、温泉县、阿拉山口口岸行政管理区、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境内驻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及其所属11个团场。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有蒙、汉、维、哈、回等35个民族,总人口47万人。博尔塔拉素有“西来之异境,世外之灵壤”美誉。有集高山、湖泊、草原为一体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赛里木湖;有巧夺天工、世所罕见的亚洲规模最大的怪石群景观哈布图哈怪石峪;有曲径通幽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哈日图热格;有国家级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有被称为“中国…     

谎称被绑架而索财的行为如何定性

[基本案情]田某与曹某合谋勒索赵某的财物。2005年3月17日下午,田某将赵某15岁的儿子赵A骗出,并让曹某给赵某打电话,称赵A已被绑架,叫赵某速送2万元现金到指定地点,不许报警,否则杀害赵A。之后,田某、曹某请赵A吃“串串香”,又带他到游乐场所玩。随后,田、曹二人置赵A于不顾,去     

理顺体制 规范管理 加强司法所建设力度

湖南省沅江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省、市文件精神,高度重视司法所建设工作,先后两次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基层司法所建设问题。结合本市进行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工作的实际,在乡镇机构改革中,在其他站所并机构、减人员、压经费的情况下,唯有司法所机构不撤、人员编制增加、经费投入加大,制定了《关于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下发到全市乡镇以上单位,做到了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现代化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 关于法律文化的理论研究，中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在外国学者们早已致力于此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最早提出“法律文化”概念的学者是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他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到：“‘法律文化’概念涉及大量有关的思想，首先它涉及公众关于法律制度的认识、看法和行为方式。尽管每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看法不同，但一般说来，在不同的国家或群体中还是有一定的看问题的方式，从而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各种法律文化是习惯法的主要部分，这些习惯法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后就法律文化释义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目前我国学者对此也莫衷一是，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论城市应急管理（二）

（三）香港的应急管理体系 1、组织机制 （1）行政长官保安事务委员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的成员除行政长官外，还包括政府总部及警务处的高级顾问。倘若事故非常严重，且持续一段期间，波及的范围又广泛，会严重影响或有可能严重影响香港的安全，保安事务委员会便会召开会议，指示有关部门执行政府的保安政策。     

司法部2007年1月1日起启用统一的司法行政徽章

司法部从2007年1月1日起启用统一的司法行政徽章。司法行政徽章包括司法行政徽和司法行政工作者证章。司法行政徽图案由司法行政徽章基本图案加“中国司法”字样组成，标准规格为直径70cm；司法行政工作者证章图案由司法行政徽章基本图案加“中国司法”中英文字样和法绳图案组成，标准规格为直径25mm。     

论行政成文法主义的危机

行政成文法是现代行政法的主流,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格局和法治理念的变化,行政成文法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状态已岌岌可危.但这一问题并未引起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我们对行政成文法主义的危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认为其存在诸多先天的不足,这些不足正是导致行政成文法危机的诱因.行政成文法危机的产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从国家权力全球化倾向、利益组合多元化倾向等角度可得到佐证.为了应对行政成文法主义危机的客观现实,我国行政法治的走向应有新的进路,包括行政法理念符合时代精神、行政法治大系统相对开放、行政法体系予以分解、行政法渊源多元化.     

二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兼议正当化行为的体系地位

以解决正当化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地位不定,及其与犯罪构成关系不明为突破口;以反映定罪过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以及对抗制的诉讼程序特点为价值立场;兼顾中国已有的理论与实务情况,主张在我国犯罪构成论的应有结构为两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结构.此即:第一层次,三个要件,依次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第二层次为犯罪客体一个要件,其中,正当化行为等作为排除犯罪客体的事由在此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无此事由,犯罪即告成立.     

论行政征收的公共利益判断

公共利益需要是行政征用的首要原则,公益性的有无是判断征用合法与否的重要要件.我国的行政征收制度忽视区分公共利益的应然层面和实然层面的两层含义,侧重于维护"绝对的公共利益".关于公共利益的讨论,应当着眼于支撑着公共利益应然性表达的实然性表达,即行政和司法审查的制度结构和运作过程.从这种角度出发,应当重点考虑公益界定向程序化和技术化的界定模式转化.     

何不追究乱发“红头文件”者责任

以“红头文件”制造行政上的“霸王条款”。集中暴露了某些政府部门“权大于法”的意识。这些借“红头文件”为自己增加设定权力的部门．还是简单地将自己的职责认定为“管理”．进而将“管理”认定为“处罚”，甚而至于将“处罚”认定为是罚款，将罚没收入与部门利益挂起钩来。于是，本不该处罚的行为，偏要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