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受历史决定论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思想史的发展看得过于简单,对性善论的重要社会作用研究不够充分。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复杂,最终通向哪个方面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只是由于孟子的不懈努力,创立了性善论,才使中国思想发展史没有偏向告子的性无善恶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如此乐善不已、积极向上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巨大的社会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另一方面,由于性善论内在的理论缺陷,容易趋于保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现代城市公共生活的伦理关怀路径

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城市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运行方式和社会功能也悄然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伦理关怀作为交往主体间的公共原则、交往契约和行动指南,成为现代城市公共生活应然的价值取向。揭示现代城市变迁以及当代城市公共生活伦理关怀的现实困境,探究伦理关怀建构的现实依据,找寻现代城市公共生活伦理关怀实现的路径,构筑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的积极型伦理关怀创新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文明素养,培育伦理关怀共识,塑造城市伦理关怀情境,可为新型和谐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实践理性与价值逻辑交汇处的反思:“中国道路”的伦理内蕴

中国道路是中国梦实现进程中各种救国救民道路博弈后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不仅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还具有深邃的伦理内蕴。立足于中国道路发端及出场的本土语境和全球背景来看,中国道路既凸显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资本逻辑运行中的人本伦理,成为差异性社会中价值牵引与整合的深层力量,又为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和谐发展提供了价值和道义典范。深入理解"中国道路"的这种伦理内蕴,不仅有利于深化中国道路的理论研究,还有利于展现中国道路的价值逻辑和实践理性。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

人们在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解上出现了很多分歧,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缺乏准确认知。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正义论,主要着眼于对现实社会的价值评价而不是事实描述;其次,它是一种社会正义论,超越了传统正义理论的法权结构框架,对社会本身进行价值指认;再次,它是一种类正义论,认可人是类存在物,采取类哲学思维对正义进行规定;最后,它是一种历史辩证正义论,认为正义是一个逐渐展开和实现的历史过程。     

计算机劝导技术的伦理审视

计算机劝导技术就是通过对环境的感受和判断,及时把握时机对人进行劝说或诱导,从而影响人的态度、观点和行为的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它借助简化、隧道、监控和调节四种功能展现出独特的时代伦理价值。但是计算机劝导技术在实现人类追求的功能与价值时,也会面临被不道德地使用、影响人的自由、侵犯人的隐私、使人的责任归因复杂化等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这些伦理问题,即提高计算机劝导技术程序员的伦理素养,探索伦理学者介入计算机劝导技术的实现机制,增强计算机劝导技术企业的责任担当意识,完善计算机劝导技术的政府治理等。     

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基于大学生伦理管理

大学生伦理管理具有价值引导性,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式。探讨大学生伦理管理的理论之实和实践之虚,注重管理中人文关怀和心理共振,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载体和思路,以期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     

趋合还是疏离:现代技术的伦理抉择与技术伦理学的困境突围

技术不是无价值的和道德中立的,尤其在现代技术的设计与发展进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的伦理问题,继而促使人们在哲学层面上发生观念的变迁甚至彻底颠覆。"伦理在先"与"伦理在后"两种研究范式在推动技术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现代技术的兴起与繁荣和传统伦理的沉沦与衰落,这两种研究范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从而使技术伦理学也困境重重。由于技术与伦理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逻辑先后"与"时间早晚"的外在显现,而是在根本上涉及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能否相辅相成的内在规定,技术与伦理的"离合"必然在根本上决定技术伦理学的"兴衰"。技术与伦理的关系经历了传统技术的"本然合一"与现代技术的"实然分离"之后必将再次走向当代技术的"应然融合",唯有如此,技术伦理学方能走出其目前困境从而获得持续稳定向前发展的可能。     

中国传统感恩思想与期权腐败

中国传统感恩思想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具有义务的绝对性、对象的特定性、价值的增值性、行为的至上性、形式的物质性和时间的延时性等特点。其中的糟粕对期权腐败的生成及其治理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义务的绝对性增加了官员违法犯罪的吸引力;行为的非对等性使受恩者敢于逾越理智和法纪的雷池,通过违法犯罪的途径进行报恩;对象的特定性使官员个人错误地成为感恩的收益对象;方式的物质性使向官员行贿成为感恩的常用手段;报恩的延时性造成了权钱交易的历时性,增加了查处的难度。期权腐败的形式貌似延期报恩,实质是即时腐败的变种,前提是对施恩和报恩的错误认知,根源在于对不当私利的贪婪追逐。因此,对中国传统感恩思想进行理性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于预防和惩治期权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先秦儒家对君臣伦理困境的解决——以《左传》《论语》《孟子》为中心

春秋时代,君臣伦理受到严重冲击,最极端的情形是弑君。在《左传》所载多起案例中,弑君者都面临一个选择困境:当君不君时,臣何以为臣?孔子主张有条件的、相对的君臣关系,面对君臣伦理失范的现实,他要求臣要臣,君要君,君臣各守自己的本分,以维持合作关系。孟子认为君的权力来源于天,却要通过民,据此他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当君不君时,则君自动失去为君的资格,臣杀之则不为"弑君",只是杀一个独夫民贼而已。这样,春秋时代的君臣伦理困境,就被孟子从理论上给予彻底解决。当然,孟子的理论并不是为了替春秋时代的"乱臣贼子"们辩护,而是为了支持他的仁政主张,这是应当着重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