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伦理的现代价值--全球伦理视域下的考察

宗教伦理是宗教与伦理这两种意识形式统一和整合的产物,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而构建的伦理道德体系.面对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宗教伦理以其神圣性和世俗性的方式作出了独特的应对,从而为全球伦理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因此在全球伦理视域下考察宗教伦理的现代价值,不仅对宗教本身的现代发展,而且对人类世界的发展、人类生活的完善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引咎辞职入法的制度伦理向度

引咎辞职入法是新近全国人大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的一大亮点,这一制度的道德基础包括制度伦理和官员道德两个方面的内容。引咎辞职实施推崇的是政府官员承担政治责任时的道德自律,但在我国,由于政治文化缺失和制度供给不足,引咎辞职制度的法律化、规范化却是当前我国的现实选择。作为首部规范我国人事管理的法律,引咎辞职入法体现了制度伦理和官员道德的有机统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全球治理趋势及其制约因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各国的经济政治联系加强,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将退出历史舞台,被全球社会所取代,建立超国家政府来协调各国的需求?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有一定现实可能性,但受到众多因素制约。经济层面,市场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提供了全球治理的经济动因,但它自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政治层面,国内民间社会的发展日益超越国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国际市民社会兴起时保持谨慎态度,不可轻易放弃国家主权或不合时宜地削弱国家权力。意识层面,对世界共同价值观念的追求,作为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发挥作用,但民族意识仍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仍是作出政治判断和行为的基本标准。不可否认,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现象,但全球治理描述了纷繁复杂现象的一方面,而没有囊括其全部内涵。     

论从法律职业伦理到和谐社会的三个“基石”

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不应被视为是一个空洞而时髦的新概念.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作为法律职业的代言人,法律人的基石作用必将足显彰弥.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关键在于提高法律人的职业素质,并在其内部传承法律职业的技能和伦理.     

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伦理分析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表现为经济范畴的制度变迁。然而,制度的调整带来了利益结构的变化,在利益关系变动中产生的矛盾冲突和伦理问题,构成了体制转型中的社会和谐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制度伦理分析必不可少。     

经济与伦理关系研究综述

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作为经济伦理学得以存在的基本问题,在我国经济学界与伦理学引发了激烈争论和深入探讨,并在国内形成了如二律背反说,内在相关说、对立统一说等一些观点。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多维度探讨,有助于建立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前提与思维平台,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伦理管理的价值论证

伦理管理作为管理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本质上是体现伦理理念和手段的管理。从伦理价值层面去思考,价理管理是更具人文性、价值性、理想性的管理,它带有鲜明的价值倾向性。伦理价值功能的实现,首先是观念的变革,其次是行为层面的改变,最后是企业文化的形成。     

公民生态行为规范论

公民生态行为规范是关于公民生态行为的规则或准则。建构公民生态行为规范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客观需要，事关社会发展方式的变革、公民素质的优化和国家形象的提升。公民生态行为规范至少包含生态道德规范、生态法律规范、生态日常规范等三大方面。应准确把握其具体内涵与建构逻辑，即生态道德规范是公民生态行为规范体系的基础性因子，生态法律规范是公民生态行为规范的保障性因子，生态日常规范是公民生态行为规范的养成性因子。     

人对动物难道没有道德义务吗——以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由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引发的公众讨论是一个重要的公共伦理事件。这一事件折射出的是人们在"人对动物是否负有、以及负有何种道德义务"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对人们用来证明"人对动物不负有道德义务"的几种常见理据的批驳,为人们认可并接受人对动物的道德义务扫除了重要的理论障碍。不伤害动物是人对动物负有的一种初始义务,这一义务蕴涵三个伦理内涵:伤害动物的有错推定论;伤害动物者承担举证责任;即使能够获得伦理辩护,伤害动物也不是人的一种权利,而只是一种被允许的行为。在对人的义务与对动物的义务发生冲突的场合,应遵循三条权衡原则,即自卫原则、基本利益优先原则和伤害最小化原则。人们对野生动物与对驯养动物的实际义务是有差别的,对前者的实际义务主要表现为不干涉,对后者的实际义务则主要表现为关心其福利。推动动物福利立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的伦理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遵循正当程序与否是鉴别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最为重要的标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区分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的道德意义在于让人对正当程序产生一种尊重和信仰。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维护法律信仰和司法尊严,使道德主体的良知得到确认和升华。因此,我国有必要从道德现实出发,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