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职观对资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脉络探析

本文试图分析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内容脉络.文章从新教教义及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天职观"出发,将其影响主要分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物质)和对生活方式(精神)这两个方面的影响.     

保持契约关系和礼俗关系的张力--关于和谐社会伦理建设的思考

契约关系的发育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契约关系的发育和完善,维系契约关系与礼俗关系之间的张力是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趋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应更加重视礼俗关系的积极作用,防止市场中的契约关系对非市场的礼俗关系的侵蚀,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亟需关注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尤其是其"去道德化"和"唯新主义"对于礼俗关系的损害,也需要加以关注.     

孝亲观念的现代意义

"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现代家庭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追求个人自由、权利意识的蔓延,使得孝亲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忽视,从而也出现了很多人伦关系失调、家庭关系紊乱等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重新认识和提倡儒家伦理中重视孝道的思想,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女性伦理文化的历史传统、近代转型与未来发展

女性伦理是性别文化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女性伦理文化以男权主义为其生成背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时至近代,中国女性伦理文化在西方思想和女权主义的冲击下,在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动力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转型,从而也奠定了现代中国女性伦理文化的基本雏形。进入21世纪,中国女性伦理文化又面临着未来发展问题,何去何从成为中国女性伦理文化研究的新问题。     

“亲亲相隐”制度的法伦理思考

"亲亲相隐"最初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漫长的封建时期都几乎严格按照这一原则来进行司法定案,直到今天,这一观念还停留在很多人的思想当中,它既存在一定的法律阻碍性,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此针对这一思想的弊端和法律上的传承以及伦理性进行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国家官员的隐私及其伦理限度

国家官员所据有的公共职位使其身份具有公共性并由此而有了与公共目的实现相关联的公开性要求.与此同时,国家官员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则使其呈现出私人性的一面并由此而形成了隐私利益及与之相应的不公开要求.虽然国家官员基于其公共身份所导致的公开性要求与其基于公民身份而发生的不公开要求互为反向,但由于国家官员的公共身份与其作为社会单个成员的公民身份都是不可否定的,因此,这两种互为反向的要求又都各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然而,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只有在不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才具有受到保护的合理性.而一旦国家官员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则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就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即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国家官员的相关私事或个人信息就是正当的.     

思想自由与政治伦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本文讨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特性、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思想自由的关系以及政治伦理的现实表现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影响。     

心理测试技术应用中的争议与未来

心理测试技术在司法实践领域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因鉴定结论的敏感性和其本身固有的缺陷,致使人们对该技术依据原理的科学性、心理测试仪器性能和应用伦理等提出了质疑。同时,心理测试机制的混乱,行业标准的模糊和法律地位的不确定等问题的存在也在客观上限制了该技术作用的有效发挥。对上述争议和问题的细致梳理,有助于研究者和实践者达成共识,有的放矢地改进技术,并在科学合理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心理测试技术的作用。     

人文社会儒家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创新,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任何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积淀在其文化传统中。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在于对和谐的追求。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和谐是其最高价值标准。儒家的理论和实践,无论是讲修身持家,     

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错位:强制投保责任分析——源自常州周伟峰案的思考

《交强险条例》为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设定了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以此实现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双重立法目的,并对违反强制投保义务者课以行政制裁.但在司法实践中,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肇事致损时,法院往往不问归责将交强险限额内的责任风险归由违反强制投保义务者承担,既造成交强险与侵权法律关系的错位,又误释了强制投保义务的性质及其法律责任.这一错位与误释在周伟峰案中尤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