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测谎权

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向我们提出了被追诉人有无权利要求测谎的问题。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测谎技术,无论是允许其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仅将其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手段,被追诉人单方面向法院申请测谎,实质上均是一种试图向法院澄清事实真相的诉讼证明行为。被追诉人的测谎权是一种相对权,而非绝对权。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测谎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的方法,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适用,因此法院是否批准被追诉人的测谎申请,应以有测谎之必要为前提。     

风险中的审计人格

勇斗:"我差点就成了烈士""审计是个高风险行业。"宋晓阳猛抽几口烟,开始讲述他那惊心动魄的经历。去年,某工程项目资金被四川资中县审计局审减下20%,承包商找到宋晓阳讨说法。对方先是"恳请"他"高抬贵手",哪知宋不吃这套,驳斥其"不法利益不要得,得了肯定脱不了手。"见话不投机,承包商便在会议室里撒起泼来。     

河北省被羁押人及家属权利保障现状

被羁押人人权是国家人权工作中的组成部分,也是判定国家人权状况的重要指标。河北省的被羁押人及家属的权利伴随中国经济以及立法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本文从国际人权标准的视角切入研究河北省的被羁押人及家属的权利现状,并基于河北省情况对被羁押人及家属的权利保障提出制度化建议。     

法庭上的游戏

"小利爸爸,请你和孩子一起做个游戏。给你一张白纸和一个玻璃球,你想象一下小利就是这个玻璃球,他想在白纸上无拘无束的跑来跑去,对白纸边缘更是充满了好奇,你怎么做才能保护他不从白纸上掉下去?""把白纸的边缘折起来,四周都给它围上就掉不下去啦。"尝试了几次,小利爸爸终于想到了办法。"对,就像游戏里体验到的,要保护‘孩子’就得给他设‘墙’。具体到生活中就是对孩子进行法律教     

《公司法》第20条中“滥用股东权利”规定的理论与实践

由于缺乏控制权与退出机制,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极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压迫。少数股东本可借助于《公司法》第20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获得总括性的救济。然而,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从"超越权利外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仅向少数股东提供极为有限的救济方式,《公司法》第20条未能发挥其兜底条款的功能。面对相近似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各州公司法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从权利的内部界限判断压迫或者权利滥用的构成;尽可能地向少数股东提供多样化的救济方式。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问题及美国公司法的当代发展,我国《公司法》及司法实践应当进行如下完善:1.以对合理预期标准与Wilkes案规则的中和为基础,从权利内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2.借由法律解释或者修法向少数股东提供所有正当且合适的救济方式。     

构建预防情事变更原则滥用的民行检察监督机制

情事变更原则作为合同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衡平机制,固然有其积极作用,却伴生权利可能被滥用的弊端.针对法院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民事裁判,必须构建高效的外部监督制衡机制,以防止合同权利及审判权力的滥用.目前学界均以情事变更原则的合理性为立论基点.以情事变更原则内生的法律风险为立论基点,以检察监督为载体,强化对法院的裁判监督制衡机制,以保障情事变更原则的正确施行.     

违背患方意愿医疗处置困境与对策研究

因专业知识的不对等和信任的缺失,医患双方对疾病的认知往往不甚相同,甚至出现对立,在紧急情况下,这种对立直接影响对患者的治疗,危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本文从实例出发,通过梳理归纳既往的理论观点,在辨析具体情形的基础上,从患者自己决定权的角度出发,论述不同情形下,面对患者拒绝治疗,医方所应采取的处置方式及其法律性质。     

恶狗咬人如何管

6月28日,四川泸州某小区门口,一只藏獒咬伤一名妇女,藏獒被民警当场击毙;6月27日,辽宁大连旅顺区一藏獒咬死一小女孩,犬主被刑事拘留;6月24日,北京昌平两只藏獒从某公司院内蹿出咬伤3名路人,犬主被处罚,藏獒被带走留检;6月13日,辽宁庄河街面上一只大藏獒见人就咬,多人被咬伤,特警队员将其击毙;6月3日,山西运城一名8岁小女孩遭藏獒撕咬,经过路人营救,小女孩脱险…… 烈性犬伤人,如何处理犬只?饲养者到底该承担什么责任?相关管理措施又该如何完善?     

浅析虚拟财产继承制度

近年来,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人们对微博、微信、电子邮件、网店等互联网产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相较前几年,人们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到网络世界中,因此赋予虚拟财产更多的经济及精神的双重价值属性。有价值的事物难免会引起各种关于权属、获取方式等法律问题,其中虚拟财产继承问题尤为明显。然而,我国现今的法律、法规,对虚拟财产的继承规制相对空白,学术界对虚拟财产的属性亦有颇多争议。     

论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界定——以立法和司法实践为视角

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权利滥用,不仅在各国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中找不到明确的界定,就是在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尽管如此,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相关国际公约还是为我们探讨知识产权权利滥用问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素材。此外,我国近年相关立法对此也开始有间接的规定。因此,我们应以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权利行使是否排除和限制了竞争为界限来判断是否存在知识产权权利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