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审理者裁判”须整备行政诉讼环境”

《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纲要》）提出45项改革举措,让人们看到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曙光,值得予以高度评价。而要真正实现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目标,则需要切实整备其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中国行政诉讼在实践中遇到“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以下简称“三难”）等突出问题,某些地方法院不愿受理行政案件、不敢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生效行政裁判不能得到有效执行。“三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被认为是所谓“司法行政化”和“法院地方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简析：一个公共选择视角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于对市场机制的局部一致性偏好,得以顺利启动。在改革过程中,“半统制、半市场”的双轨制构成进一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障碍。在改革攻坚阶段,中央按照对于改革进程的总体部署,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适时动态地改变偏好次序,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可以得出,公共选择能够基于局部一致性偏好,渐进推进各方偏好次序向普通公民的偏好次序方向演化,最终达到近似全体一致的偏好次序,从而以动态渐进的方式,走出阿罗不可能定律。     

中国场域的协商民主:特色彰显与发展逻辑

协商民主不是中国特有,但可以体现中国特色。这种特色既鲜明地体现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运行过程之中,也蕴含在它的发展逻辑深处。具体而言就是,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合力并举、寻求有序参与与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机均衡、立基于理性沟通以促进偏好转换,达成共识。     

需求结构、产品质量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基于非位似偏好假设的研究

本文将需求结构从总需求中分离出来,并综合产品质量的因素,基于非位似偏好构建了理论与计量模型。研究了诱发我国制造业行业本地市场效应的机制．结果表明：总需求与需求结构都对本地市场效应存在正的影响．并且从诱发本地市场效应的边际贡献而言．本国的总需求仍然是主导因素。需求结构将随着行业平均质量水平的提高表现出对本地市场效应更明显的边际贡献。而总需求的这一伴随效应相对较弱。其政策含义是。不但要重视规模性内需释放引致的本地市场效应,还应该关注结构性内需释放所蕴藏的潜力。同时。我国出口企业实施质量升级改造应积极配合当前的需求结构调整战略．为我国出口竞争优势注入新的内生动力。     

“媒体裁判”背后的思考

最近,律师与媒体关系的话题。广受关注,这与媒体派律师群体兴起有关。媒体派律师是一群靠“炒作”逻辑,通过媒体影响法官裁判的新型律师群。这种兴起,得益于近几年来随着网络和自媒体的发达,也跟律师自身职业利益的需求,以及李庄案所显示的个别政治生态和某些不公的司法环境有关。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

1．让庭审真正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 冤错案件的形成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就审判环节而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庭审虚化。庭审本应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合议庭本应是司法裁判的真正主体。     

公司人格否定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公司法》虽然已经明确规定了公司人格否定制度,但是这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有争议.对公司人格的否定制度则体现了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利益的再平衡.本文结合公司法规定、规范性文件规定、最高院判例以及笔者在实践中对该制度的认识,对该制度的概念、构成要件、裁判标准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重新进行梳理并提出一些看法,以期能对公司人格否...     

当偏好与预期出现落差:两难型政治立场及其影响

随着大陆的政治经济崛起和台湾地方认同的深化,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的立场,表现出某种矛盾心态——对于两岸问题的"解决方式"与"预期发展"逐步渐行渐远。为深入解析这种矛盾心态,本文使用"2018年两岸关系和安全民意调查"截面数据,提出"两难型政治立场"的概念,用以探析台湾民众"政治偏好"和"政治预期"间的落差,并利用二元胜算对数回归模型分析两难型政治立场所带来的政治影响。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具有两难型政治立场,且相较于"坚持政治自主"的台湾民众,抱持"坚持统一"与"两难型趋统"两种立场的台湾民众,对于当局执政满意评价显著偏低。关注台湾民众的两难型政治立场,应有助于掌握新形势下的台湾民意走势。     

大数据，认知与计划经济——与何大安教授商榷

数据是明晰的,客观的,而信息本质上是主观的,隐含的和实践的,数据被个体理解之后才会转化成“他的”信息。人们在使用数据之前先会判断该数据的重要性,这种判断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而大数据本身并不能替个人做出这样的判断。信息分散在无数人的头脑中,不能被某个头脑或超级计算机集中掌握。个体确定目标后,才能决定把什么样的数据作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他会在海量的数据面前不知所措。数据是人们行动的产物。作为“历史”,数据本身不能告诉人们未来他们应该做什么。另外,没有市场的运行,甚至数据本身都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进路应该是“让个体的知识得以充分利用”,而不是何大安教授提出的“改善个体的认知”。何大安教授预设的“智慧大脑”类似于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委员会”,他对“普通大脑”的认知和“智慧大脑”的认知趋同的欲求,也正如中央计划委员会试图让普通大众服从于它的指令。正是市场对分散信息的分散利用使个体在固有的认知局限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大数据不能扮演同样的角色。何大安教授有关认知与大数据的讨论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范式,他没意识到市场是一个互动（交换）过程,最大化范式并不适用。     

证据制度 开启新端

证据,是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并作出裁判的基础。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对于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妥善处置民事纠纷具有重要作用。在司法实践中,面对＂证据灭失＂、＂证据突袭＂、鉴定人拒绝出庭作证等困境,民事诉讼程序该如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审判活动的有序性和裁判结果的公正性？证据灭失怎么办法官须有保管证据的责任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以事实为根据＇就是‘以证据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