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性宣告的中国模式及其理论反思——以非法供述排除为例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讲,宣告违法被设定为排除非法证据的前置步骤。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应当排除的非法供述,我国法院通常采用默示宣告的方式而非明示宣告;在排除的证明标准上普遍采用较低标准;说理上侧重事实和证据的罗列,忽视对证据的分析;允许不同形式上的"变相处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程序性裁判中法院的定位发生异化;其次,"侦查中心主义"导致侦查行为合法性难以得到有效的司法审查;最后,法律技术简陋甚至欠缺。因此,有必要强化程序性裁判中法院的职权性,通过彻底的违法性宣告来破解当前"泛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危机,并建立从事实问题到法律问题的推定规则。     

审判中心主义的中国理据及其司法要义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历经"侦查中心说"的主导与"诉讼阶段论"的认识,在对司法规律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了"审判中心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对抗性、终局性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历史变迁与制度文明进化的产物。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刑事司法须将定罪量刑确定为审判者的专属职权,引导控辩双方围绕证据展开对抗,在程序正义的保障下追寻实体正义,确保被告人的充分参与和律师有效辩护,将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统一于审判程序。     

“证供并重”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概念之辨析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为传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新的契机.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自始自终都是一种由证到供、由供到证、再由证到供的无限循环、交叉往复的过程,取证与取供虽然有性质与内容上的不相同,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价值高低之差别、地位轻重之迥异.证与供应当并重,都是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中心,确立“证供并重”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概念及对其组成要素进行模式化研究,是探究职务犯罪模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     

“大砍、大改、大放”

第一是大砍。一定要把共同的基础标准降低，特别是文化学科，高考考试难度要降低。当时提出一个基础分流，曾经搞过调研，文化学科的标准太高。西方发达国家像美国太自由化，没有保底，而我们这个底又太高，所以共同基础那些学科一定要大砍。     

西方执政党防范执政风险评述

为了防范执政风险,西方执政党在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策略方面都有其显著特点。西方执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的做法存在诸多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借鉴与启示:政党制度直接影响执政的风险度;组织建设直接关系执政基础的牢固度;经济的有效性直接决定民众的认同度。     

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现”和“改造”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相对发达阶段”后，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以西方哲学视野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和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较，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资本主义相对发达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传统继承和发现，体现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谓“现代化”的努力；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又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相违背，是用唯心主义和西方社会学说的某些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扭曲，是一种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假辫子和官话

清朝最后10年，中国留学生去日本的最多，因为一来成本低，手续简便，连签证都不要，买张船票就去了，船票又不贵；二来，中国人认为，留学是为了学习西方，日本人学西方学得最好，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只需要把这经验学过来，就万事大吉，省事省力。     

政府绩效管理专题

[编者按]:20世纪后期,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政府绩效管理作为一种改革工具在西方国家得到运用,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我国在近年来加大了对政府绩效管理的引进和推广工作。2010年7月,经中央     

西方公务员考核评价机制及借鉴

西方公务员考核评价机制自建立之日起便一直处于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之中。由于历史传统和国情的不同,各个国家公务员考核评价机制改革的力度、规模和侧重点并不一致,各自所取得的成效也不相同。总     

中西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人性假定”

在中西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制度设计对于哲学人性论的依赖,一直是一个通贯的文化景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既是人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显现出人对自身的体认。政治制度是人的劳作;它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在它们存在的每一阶段,它们的存在都是人的意志力作用的结果。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