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技术治理背景下的考察

伴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技术治理实现了对科层制的深度嵌入,形塑出技术赋权体制。在该体制下,国家权力支配的方式与过程发生改变,基层政府行为呈现治理流程规范化、指标设定精细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特点。村级组织为应对科层制技术治理要求,采取职责履行痕迹化、组织分工专业化和村庄治理事本化等规范化应对措施。"规范主义"成为理解技术赋权体制下村庄治理的核心。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虽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但也带来诸如形式主义、尾巴主义和行政化等问题。由此,构建规范之下有简约、简约之中有规范的"内方外圆"社会治理格局,成为当前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     

地方政治精英主导清廷专制政体变革的抉择过程——兼与亨廷顿传统政体变迁观商榷

时论将日胜俄败归因于立宪政体战胜专制政体,立宪遂被视为富强之根本。此时代公理推动江浙立宪派、驻外使臣、外省督抚、朝廷枢臣等政治精英结成立宪变革同盟,形成了政治变革的内在动力。各派政治势力达成了预备立宪的共识,奏请掌握清王朝专制权力的皇太后谕令启动政治结构性变革,推动君主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转型。地方政治精英创制和主导朝廷专制政体变革抉择过程的清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的经验范式对亨廷顿君主集权主导变革过程的传统政体变迁理论是一种质疑。     

排斥性互动:广州非洲人聚集区治理过程考察

通过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发展形态及其治理过程的考察发现,面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带来的治理挑战,地方政府采取了证件查处、以屋管人、亮化工程、优服务和建机制等治理措施,这些治理措施不但形塑着非洲人聚集区的发展形态,也使得非洲人群体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排斥性互动关系。这种排斥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反映了外来移民群体的社会空间建构状态与国家对这些社会空间的治理之间的现实张力。探索广州非洲人聚集空间的发展形态及其有效治理,对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以及促进"异质共存"的城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论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

个人数据是数据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个人信息的载体。基于个人信息体现的主体自主与人格尊严价值,需要明确数据经济发展的前提性预设;基于私法不足、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基本权利横向效力的功用,可为个人数据提供多维度的体系化保护。我国应在立法中规定强制性的技术安排,以事前技术保护与事后国家惩戒形成符合数据特征的保护方案,以私法、宪法、社会法构成多维度的协调方案,形成行业自律、个人参与主导及国家介入的个人数据法律保护方案。     

激荡与共生：全球化视角下地方文化品牌的创新性塑造

全球化为地方文化品牌塑造带来了挑战与机遇,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地方文化品牌塑造具有复杂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基于文化品牌塑造中政府层面、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及人才层面的困境,提出地方文化品牌塑造的策略:情感定位与价值认同,文化定位与品牌认同,全媒定位与业态认同,国际定位与区域认同。     

“城市际性”概念的效应与限度——关于“城市际性”概念讨论的回应

笔者提出的"城市际性"概念,实为"都市际性",且有着中国都市圈及都市一体化的语境。人口密度、都市圈的发展程度、都市化的集聚及溢出效应,以及便捷的交流交通、同城化生活方式,是都市际性得以提出的实践基础。城市际性是社会理论性质的概念,其具有描述与规范(及反思与批判)的双重意义,从描述到规范的提升,有望开放和拓展城市际性概念的实践效应。城市际性有着值得阐释的生存论及精神文化价值,其包含着一种疏解都市焦虑的异托邦想象,意味着一种都市生活方式的变革,意味着重新集聚此前单一都市化进程所失落的地方性,并由此重建都市价值观与都市个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事立法与私权话语——以国家治理转型为阐释背景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中国民事立法,其进程深嵌于国家治理变迁逻辑之中,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私权话语的价值确认和制度建构的过程,对此予以认知和阐释是探寻中国民法典时代何以开启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转轨与民法的重构为重新发现私权话语铺垫了基础;改革中市场逻辑的确立与民事立法的制度回应助推了私权话语的勃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转型,以民法典编纂为驱动的新一轮制度创新拓宽了私权话语的未来空间。中国私权话语及其制度的不断强化和完善,成为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人工代孕”的立法与规制初探——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人工代孕"是一项帮助不孕者实现生育的技术手段,但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无论在立法还是执法层面,应对代孕所产生的法律与道德难题,我国当前的法律规范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人工代孕"三种立法模式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基于自身立场对立法模式做出选择,在这方面,澳门地区的立法态度与立体化、全方位的立法模式,值得我们参考。     

刑法谦抑性应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为冰冷的法条增添了一抹暖色。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人权的保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的保护越来越关注,刑法的谦抑性越来越受到重视。鉴此,应将刑法谦抑性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重视刑法的谦抑性对于建设法治社会、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乃至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