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工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充分体现

【口述前记】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人民的生产生活面临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为改变这种困难局面,1986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要“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并将黄浦江上游引水、越江隧道、铁路新客站、浦东煤气厂等15项重点工程列为市政府年内要办的15件实事,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实事工程的由来。实事工程的开展,使上海市民得到极大的实惠,也使人民群众对上海的发展充满信心。为深入了解这一具有时代特征、鲜明特点、上海特色的实事工程的历程,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特地采访了原上海市建设工作党委书记、市建…     

陈毅与肖菊英的婚恋情缘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人中,牺牲了的爱妻有毛泽东的杨开慧、朱德的伍若兰、刘少奇的何宝珍,还有陈毅的肖菊英。五十年代末,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社会调查组的师生在赣南挖掘、搜集和整理史料中,获悉陈毅元帅有个妻子牺牲在兴国县。建国后,凡认识陈毅的兴国老表都异口同声地说到陈毅当年确有个妻子在兴国     

周宏灏：开拓国际临床药理新领域

自20世纪80年代起,周宏灏教授率先围绕药物反应种族差异、个体差异及其遗传机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1985年至1991年,他在美国范得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以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模型和方法科学地证实了药物反应的种族差异,进而从药物代谢酶和受体基因多态性深入阐明了药物反应种族差异的遗传本质和分子机制,在国际同行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的研究论文因此而获得了美国HenryChristian奖,被誉为开创性的里程碑工作。1991年回国后,他继续深化这一研究,连续获得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三项美国医学基金项目,创建了我国迄今唯一的遗传药理学研究所,编写了3部中、英文《遗传药理学》著作与教材,在国内首次为研究生开设了遗传药理学课程,成为我国遗传药理学的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2005年,周宏灏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64年：巴西大牢里的中国“红星”

九人先后来到巴西20世纪60年代初,巴西处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当中。当时的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跟中国有交好的愿望。那时的巴西总统是库比契克,他也主张巴西要独立,驱逐美国。库比契克出国访问时,古拉特代行过总统职务。库比契克任满离职后,夸德罗斯当选为总统。古拉特原先是前陆军部     

政府流程再造的理论探讨及其实践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掀起了旨在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政府治理范式运动，它具有剧烈性（radical）、根本性（fundamental）和戏剧性（dramatically）等特征，也称之为“政府再造”（reengineering govemment）工程。其中，政府流程再造（Government Process Reengineering，GPR）旨在重新设计传统的官僚制组织过程，理顺政府政务流程，以期为市民提供便捷化、整合性的公共服务，成为“政府再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后韩国政党政治的特征分析

二战以来，韩国政党政治稳步发展，自出现第一个政党——大韩女子国民党开始，已发展到300多个自称为政党的政治团体，其中具备政党基本属性的有88个。目前，韩国的政党主要有大国家党、新千年民主党、民主劳动党、开放国民党和自由民主联合党等。到20世纪90年代时，韩国政党政治制度已基本完善，政党活动程序得到了规范，并由长期的辈人执掌政权向多党轮流执政过渡。政局较为稳定。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韩国政党在发展中不仅具有一般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属性，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磨砺刺向邪教的利剑——评《中国社会转型期邪教问题实证研究及防治对策》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世界各地逐渐泛起了一股邪教黑浪;它们制造邪恶、恐怖,危害公共安全,残害无辜生灵;不论是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还是非洲、南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都在蔓延,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极端事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300多个邪教组织,信徒达1亿多人。它们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公害,为全世界人民所深恶痛绝,也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每个负责任的政府都投入巨大精力,同形形色色的邪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法轮功”就是一个典型的邪教组织,它践踏人权、残害生命,泯灭亲情、反对社…     

他们如何走创新型国家之路

韩国政府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推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和贸易立国战略，自80年代以来又推行技术立国战略，加强研究开发某些尖端技术，提高创新能力，建立新兴产业。通过各个战略的实施，韩国的产业结构已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过渡。     

韩国“新乡村运动”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韩国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工农、城乡发展严重失调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1970年，韩国政府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其主要做法是改善农村公路、改善农民住房条件、推动农村电气化、推广高产水稻品种、积极发展农协组织和兴建村民会馆等8个方面。最近，韩国又发起“一社一村”运动，就是一家公司、企业（“社”即“会社”的韩文简称）自愿与一个农村建立交流关系，对其进行“一帮一”的支援。三星、现代、韩国电力、浦项钢铁等大型企业带头，政府部门也积极参与，迅速扩展成为全社会参与的支农运动。韩国的“新乡村运动”对当前我国、我省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农村消费落后十年

2005年9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邱晓华一语震全国:“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19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除了消费差距过大,另一个让人关注的危险是城里无法立足的商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农村。所谓“城里不要,农村走俏”,尤其在城市消费维权运动日炽的同时,假冒伪劣商品展开“上山下乡”运动,使得农村大有成为假冒伪劣倾销地之虞。在《小康》进行的“消费小康”调查中,对农村的消费环境评估没有达到及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