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事件中起哄闹事行为的法律性质——基于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解释

自杀事件中的起哄闹事行为可能损害多种法益。基于对经验素材的分析,自杀事件中的起哄闹事行为按照行为损害的利益内容不同可分为期待型、谣言型、阻碍型三种,主要可能损害自杀者的人格尊严法益、自杀现场作为"原有功能场所"以及作为"救援场所"的双重公共秩序法益、自杀救援人员的履行职务法益,从法律解释的社会目的方面考虑,不应认定起哄闹事行为损害了自杀者的生命法益。根据损害法益的不同,自杀事件中的起哄闹事行为有不同的规制路径,该类行为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42条、第50条,不宜径行适用第26条,即不宜认为该类行为属于"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从而适当限缩"口袋法"的适用,使制度发挥更加清晰和精确的法益维护与法律教育功能。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非法控制”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经过三次司法解释的修正逐步明确,但由于非法控制的表现形式多样,刑事法律体系既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也难以详尽各种情形的列举。从司法解释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司法解释一直在通过价值判断要素的渗入,来对非法控制特征予以实质化,并应当根据法益侵害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在个案裁判中应当对司法解释进行再次解释,从"控制"的本意出发,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行为特征,从严把握,不能因为"打黑惩恶"的整体形势而放松对于"非法控制"的认定标准。     

德国性骚扰罪的设立及其启示

近年来性骚扰事件频发引发了我国舆论对性骚扰相关立法的关注。《德国刑法》新设性骚扰罪更是为我国性骚扰立法提供了素材与启示。但是,性骚扰入刑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对性骚扰的社会治理重心应在刑法之外。而且,在适用缓和的解释论将性骚扰纳入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射程范围内时,不能以偏概全,应当维持"暴力、胁迫"与"违背被害人意志"之间的合理平衡。     

形式刑法观之提倡

当下,随着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教义学转型,对于刑法解释方法与立场的讨论如火如荼。其中,"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纷争与对垒,系刑法解释的"根本之争"。形式解释论要求先审查构成要件符合性,再判定是否实际地法益侵害。而实质解释论则习惯于先从实质上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再从形式上判断构成要件符合与否。在入罪与出罪之间,二者立场截然相反。基于两种解释方法的对比分析,形式解释论显然更为合理和值得提倡。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司法解释与法律惩治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民生之所系就是司法责任之所在。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私有财产权概念的公法考察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私有财产权"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引发了"私有财产权"概念的学科分野,从表明财富到表明身份的发展,财产权具有了公法和私法的不同视角。厘定一个概念能够强化学科内制度价值体系的抽象,宪法学视角的"私有财产权"淡化了私有财产权的财富意义,强化了私有财产权的权利抽象。宪法视角的"私有财产权"概念的抽象要反应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成长历史和现有的制度内涵,并需要基于法律体系层面的全面思考。基于私法和公法视角中的财产权功能的比较,和现有宪法规范的表述,宪法学学科内的私有财产权应该被抽象为具有公法制度表达技术且反应公法权利特征的"公民私有财产权"。     

依宪治国重在制度建设

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依宪治国"规定的相关精神来看,要"坚持依宪治国",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具体而言,当下,贯彻落实《决定》要求,主要应当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宪法制度建设。一、坚持依宪治国必须抓好宪法实施工作坚持依宪治国在制度建设上的首要要求就是要按照宪法办事,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要做到"于宪有据"。宪法作为根本法,首先具有法的特征,     

《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框架与写作场景

法律解释学是关于法律解释现象的系统理论认知和学科知识体系.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架构涉及法律解释原理、法律解释技术和法律解释制度三个部分.对法律解释原理的探究,需要基于法律解释的操作定义,对“什么是法律解释”这一问题作全面深入的追问.法律解释技术是在操作意义上具体回答在法律实践尤其是个案裁判中如何解释适用法律的问题,涉及法律解释方法的获得,以及运用解释方法提出、择定和展示解释主张的操作.法律解释制度则要联系中国现状在体制上反思和回答谁有权解释法律及解释的权威性问题.对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应该内嵌或关联于由认识论发展、法学学科演进、法治发展以及司法裁判证成等组合而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践场景之中.     

实践矛盾何以可能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以普遍法则公式为人们的日常道德规则提供基础,以此来证明行动的道德与否。该普遍法则公式后来被学界系统化为一个行为决策过程,以此避免了道德判断的模糊性,而改用演算的方式来判断道德属性。然而这种清晰、严格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学界对于每一个步骤都有争论。文章主要依据郭斯嘉的"Kant’s Formula of Universal Law"一文,对实践矛盾解释进行讨论,并分析实践矛盾何以可能的核心论证,最后对该论证进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