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务督察制度的规范化建设

警务督察制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公安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但从该制度的运行实践来看,尚存在诸多问题。为更好地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加强对警察的执法监督工作,应尽快完善警务督察制度。     

论媒体与警察形象的关系

“二十公”提出,要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塑造良好的警察形象。警察公共关系是指公安机关通过双向信息传播,树立公安机关良好形象,赢得公众理解、支持和合作,最大限度获得公安事业成功的一种管理功能和工作艺术。人民警察形象代表着国家、政府,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树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对维护党的领导,维护政治稳定,维护社会安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建立警察公共关系的核心:塑造良好的警察形象何谓警察形象?形象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及其行为通过传播在公众心目中所确立的综合印象,即公众对一个社会组织的全部看法和总体评价。而警察形象…     

关于社区警察绩效评估的思考

随着改革的深化,城市社区成了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群体的聚集地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类矛盾反应比较敏感,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增多,这种形势促使社区警察制度在改革和创新中快速发展,成为新形势下警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当前实现治安稳定,减少和预防犯罪的最优化方案之一。警察绩效评估是现代警务管理的前沿课题,是推进制度创新、实现科学管理的有效工具。如何将健全社区警察制度与开展警察绩效评估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提升警务管理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明确…     

冲突交融共赢——警察形象危机新视野

前段时间发生的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的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尤其叫人惊愕的是,北京和太原两地的公安机关却都站出来说,他们的警察是好警察,是一个好警察打死了另一个好警察。一石激起千层浪,此话一出百姓哗然,好警察都随便打人,那么坏警察该是什么样?如果说连警察身份都不能免遭厄运,那么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就可以随便被打死呢?可以想象得出,警察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是怎么样,之所以在老百姓中产生这样的质疑和哗然并非完全来自事件本身,其实更多的是来自公安机关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从公安机关主观上看,做出这些解释无疑是出于…     

人权保障法制化对警察素质的诉求

人权是每一个人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是全人类共同关切的最基本的问题。人权理论虽然是资产阶级首先提出来的,但它一经提出,就成为全人类求生存、图发展、要进步的共同旗子。这面旗子在历史上曾引导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人治走向法治。警务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力量,然而,在警察执法过程中,侵犯人权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我国宪法已确立“尊重和保护人权”,而且新近颁布的行政法律、刑事法律都将“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重要原则,人权保障法制化对警察的执法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警察院校应将人权教育列为重要内容。一、人权及其本源…     

职务违法犯罪共涉案件调查终结程序分流研究

监察体制改革实现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调查的程序合流,然而政务处分与刑事责任确定分别对应监察处置与刑事诉讼,这使得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职务违法犯罪共涉案件在调查终结后面临程序分流的现实挑战。基于历史经验和既有规范,当前实践中主要采取先监察处置、后刑事诉讼的“先处后移”模式,但这一模式在实体层面存在主体效力冲突,事实认定矛盾和重复责任追究等弊端,在程序层面存在程序拖延、回转重复以及材料移转不畅等不足。对此,在明确监察处置与刑事诉讼独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应当以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是否存在实质牵连为标准,确立无实质性关联案件“处移同步”平行分流模式为基础,有实质性关联案件“先移后处”与“先处后移”纵向序贯分流模式为补充,并辅之以监察处置与刑事诉讼的程序转轨机制的职务违法犯罪共涉案件调查终结程序分流路径体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存在的困境及解决对策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需高度重视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性。但是,我国《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容的表述具有不同定义,致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监察环节、刑事诉讼环节面临适用困境。因此,本文通过分析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价值和适用困境,并针对性提出几项适用困境的化解对策,以期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实施和监察体制改革形成推进力。     

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权益保护

在执法过程中经常发生警察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为了维护警察的合法权益,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设立专门的警察权益保障机构。同时,警察执法要配备非杀伤性的控制性警械,要增强自我维权意识。     

论职务犯罪中的自然人主体

职务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两种。从现行法律规定看,职务犯罪自然人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和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三类。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三类人员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其中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的认定争议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