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中的风险沟通研究:一个失败案例的教训

风险社会每一项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关的公共政策与建设项目都离不开大规模的科技应用,但公众对科技潜藏"副作用"有着不断加深的认识,这些认识为大规模"邻避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恐惧与焦虑情绪土壤。化解公众疑虑情绪是避免"邻避运动"危及社会稳定的前提,这一事实提供了一条通过强化风险沟通、改善公众参与进而提高公共政策安全性的可能路径。广东茂名PX事件为如何有效进行风险沟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为何曾长期延续?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执行四十余年的对华接触政策不仅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还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这个惠及多方的政策选项,近年来却在美国战略界的质疑声中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理解这一政策为何曾在过去长期延续,就成为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在界定接触政策的基础上,对聚焦这一问题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实力优势、相互依赖以及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促使美国长期对华接触。另一种观点认为,战略精英、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推动美国长期对华接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战略欺骗与克制说服美国长期对华接触。这些观点都存在不足:结构约束只是减少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选项,并不能说明美国选择接触政策的原因;国内政治固然会影响美国对华接触的战略判断,但中国因素也不容忽视;中国对美战略虽有说服美国对华接触的可能,但目前仍缺乏可靠的实证分析。由此可见,结构约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相对有限,学界必须更加重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政党互动中的民主党派性质演进

民主党派的性质定位直接关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是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都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超越现有研究范式,从政党互动的视角对民主党派对自身性质的自我认知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性质的他者认定进行梳理,提出各民主党派的政党性质是在自我认知与他者认定的互动统一中实现的观点.其中,各民主党派的自我认知是基础,中国共产党的他者认定是核心,两者的和谐统一、同心共识是关键.     

师范院校学生寝室人际关系研究——感恩、认知情绪调节对寝室人际关系的影响

为了探讨感恩、认知情绪调节对师范院校学生寝室人际关系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师范院校学生为对象,从学生感恩心理、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寝室人际关系存在的特殊关系方面进行调查,并且采用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感恩心理与大学生寝室人际关系存在显著正相关,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部分维度与寝室人际关系存在显著相关。感恩心理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部分维度对学生寝室人际关系都能起到显著预测的作用。表明培养学生的感恩心理与认知情绪调节能力对寝室人际关系的和谐能起到促进作用。     

“女汉子”与“女子汉”：火与冰--元语言视角的解读

从元语言视角分析“女汉子”与“女子汉”在语素、语义和认知方面的异同，挖掘“女汉子”火爆和“女子汉”遇冷的原因发现，其内部原因主要包括二者所指范围、语体风格、具体使用的差异；外部因素主要是名人效应和时代呼唤。     

“两学一做”凸显看齐意识

正看齐,对党员干部来说,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事关政治方向的大事;不是一般的品行要求,而是党性要求。向党章规定的基本标准看齐。党章规定了党的理想信念宗旨、组织保障、行为规则和纪律约束,每一条都凝结着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根本行为规范。每个党员都必须牢记党的宗旨,牢记党员义务和权利,进一步尊崇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     

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成因及预防新探——以广州番禺韦某强奸杀人案为例

广州番禺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韦某,不满14周岁便实施了多起杀害、伤害幼童案件。探析其暴力犯罪成因应遵循以下路径:天生犯罪人理论不足以解释暴力行为原因,就行为表现而言,韦某也并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行为的能力,其残暴行为源自其冷漠、敏感暴躁的人格缺陷,而其人格缺陷的产生是由家庭人文环境缺失、父母错误教育方式以及父母面对问题时的逃避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韦某案件带给我们的反思在于两方面:就微观层面而言,国家和社会组织应对触法未成年人进行认知治疗、积极介入触法未成年人家庭环境;在宏观层面,亟需构建我国的少年司法体系。     

互联网用户对在线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的法律认知及使用需求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了解普通互联网用户对在线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相关法律的认知及使用需求情况,提出提升用户法律意识、优化诊疗效果以及完善国家相关政策的建议和对策。方法:依据相关法律条文内容自主设计调查问卷,其中包括10道法律测试题和对使用在线医疗保健信息服务需求的调查,以电子链接形式发送给普通互联网用户,回收后剔除无效答卷,将数据录入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收回有效答卷775份,总体测试平均得分为5.08(±1.56),其中拥有较高的学历和收入、高频率上网的习惯及使用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经历的人群法律认知程度相对更高;而用户对在线健康信息服务的法律认知与其使用需求密切相关。结论:互联网用户对在线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的法律意识亟待加强,建议用户根据当前法律法规对该信息服务仔细甄别,结合线下实际诊疗情况选择性地接受;同时国家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时应兼顾用户的使用需求。     

跨体制流动与政策创新:制度环境约束下政策企业家的身份选择——以西南省公益金融创新为例

政策企业家如何通过主动的身份选择来应对制度环境障碍,进而推动政策创新?论文通过考察西南省政策企业家方先生推动公益银行的实践发现,当政策企业家的身份从体制内转变为体制外时,其面临的环境约束会显著改变,体制外的社会组织通过改变权力结构、激励机制和社会网络性质为政策企业家释放更多的行动空间,进而提高其推动政策创新的能力。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制度环境对政策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更揭示出在中国语境下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的一种选择策略。     

从协商民主到“乌托邦恐惧症”

英国《政治研究评论》(Political Studies Review)杂志于2012第1期以"民主与乌托邦恐惧症"为主题,刊发了一组文章,探讨民主权威在协商民主理论中的重要性。本文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大卫·史蒂文斯(David Stevens)为该栏目撰写的导读。在这篇导读中,史蒂文斯介绍了英国布朗大学教授大卫·伊斯特兰德(David Estlund)的民主权威理论以及围绕这一理论所展开的讨论。史蒂文斯尤其关注"utopophobia"一词。这个词是伊斯特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