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抵债协议”与“让与担保合同”的区分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交易越来越频繁,不同市场主体多样化的需求催生多样化的合同。“以物抵债协议”和“让与担保合同”是社会实践中的热点,与其相关纠纷案件裁判思路的统--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一个重点,但其并未以典型合同或担保物权的形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民法典分则编应当引入动产让与担保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不断增长,作为非典型担保的动产让与担保在实践中日益增多,但因其存在隐蔽性、对外公示性不足的致命性缺点,我国法律没有对其作出规定。文章认为,在实践中,大量的动产让与担保案例表明,我国应将其法典化,解决动产让与担保隐蔽性的最佳路径是声明登记。     

债权让与中基础合同变动的效力判定

债权让与中基础合同当事人对基础合同的变动本质上属于处分行为，应当抛弃协商变动和非协商变动的分类，而是区分狭义之债变动和广义之债变动，并根据让与人是否享有处分权、其处分权是否受限等基准对变动情形进行类型化，再适用“处分行为”逻辑判断相应变动是否有效。对狭义之债的变动，让与人无处分权，该变动原则上无效，例外时为保护未收到让与通知的债务人，该变动对其有效。对广义之债的变动，让与人基于基础合同当事人地位享有处分权，但应区分处分权不受限和受限两种情况。处分权不受限时，该变动完全有效。《民法典》第765条属于处理处分权受限情况的规范。依据该条规定，此时变动行为的效力状态是不得对抗受让人，而“不利影响”“通知后”“无正当理由”属于判断处分权是否受限的因素。为整合当前协商变动与非协商变动的效力状态判定进路，可改变相关非协商变动研究中仅关注形成权归属的逻辑，转而适用第765条的处分权受限逻辑。将非协商变动中原本用以判断相关形成权归属的“何者对该形成权享有更大利益”标准嵌入有无“正当理由”之中，作为判断让与人适用形成权进行处分的权限是否受有限制的关键因素。     

债权多重让与的体系解释

民法典第768条在保理合同中规定了债权多重让与的“登记最优、通知次优、比例分配”的优先清偿顺序。“单轨制”认为该条具有一般规范的品性，应类推或直接适用于普通债权的多重让与。但是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无法被证立，《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也无法为其运行提供完全的制度支撑。第768条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和硬伤。由于债权数量不可计数，无法像物权一样进行初始登记，同时债权登记采取人的编成的登记体例，登记机关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使得债权登记的公信力不足。通知优先规则一方面增加了债务人的负担，另一方面和债权让与生效时债权即发生移转的规则存在无法化解的矛盾。比例分配原则是错把让与当担保的产物，有悖债权让与法理。当债权让与同时涉及债权扣押、让与人或者受让人破产时，第768条的适用更是捉襟见肘。无论是基于第768条的体系位置，还是基于该条可能引发的理论难题和实践困境，该条的适用范围都应被严格限制在保理合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