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和证人保护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公安司法机关准全查清案件事实、打击违法犯罪以及审案件公开、透明的有效保证。但是,由于民众自古以来的"以讼为耻"、担心打击报复等心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一直未能在我国得到有效的实行。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原有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在证人出庭与证人保护方面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完善。本文从证人出庭和证人保护等方面,针对证人出庭制度在我国的实行难的情况,为进一步保证法律的事实和证人出庭制度的落实提出一些观点和建议。     

意见证据规则要义——以美国为视角

意见证据规则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意见证据规则在我国的立法层面已初步确立,但相关的理论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鉴于意见证据规则在美国适用最为广泛,发展最为成熟,本文力图以美国为例,全面介绍意见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分析其价值内涵、法理基础,阐释其适用的难点,探讨专家意见可靠性的属性定位,研究意见证据规则下终极问题原则基本被废弃的根本原因及专家意见受到的限制,进而就意见证据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提出管见。     

证人出庭及证人保护有关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审判证人出庭率低,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及权威性,影响了审判的社会效果。2012年修改后刑诉法完善了证人出庭和保护方面的规定。这对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保障实体公正、强化程序正义,实现新刑诉法确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立法宗旨有着积极的意义。一、证人出庭及证人保护概述     

立法保护“好人”是谁的悲哀——解读《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

近日,《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市人大通过立法来保护救人义举。如何保障助人者的合法权益,让"雷锋"们不再害怕因救人而被诬陷?是救人还是撞人?是好心还是坏事?是什么让助人为乐走上了需要被法律保护的道路?备受争议的彭宇案南京彭宇案,是2006年末发生于中国江苏南京市的一起引起极大争议的民事诉讼案。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自称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     

冲突与平衡: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诉讼价值研究

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及应用都以实现一定的价值为基本点和归宿,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亦莫能外。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刑事诉讼需要实现的正义、秩序、效率等价值,也正是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所追求的价值。从法的价值冲突与平衡理论为视角对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诉讼价值进行分析,有助于这一制度在立法上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谈和谐社会背景下中国证人保护的困境和对策

在中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对证人保护的立法和实践却相对滞后，在举报人、证人进行举报、作证的前后过程中，缺乏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和救济方式。证人在作证后遭到蓄意打击报复的恶劣现象，已严重妨碍了中国司法公正和人权保护，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因此，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建全证人保护制度，强化证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切实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与利益，对保证司法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试论《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对《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八条的改进

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担保制度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债权人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下,为了保障自身的债权安全,获取最大的利益,往往采取了混合担保的方式,即同时要求债务人提供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但是,当同一债权上同时存在保证人和物上保证人时,应如何确定两者间担保范围及实现担保的顺序、两者之间能否可以追偿等。对此,我国在《担保法》、《担保法解释》及《物权法》中均对此做出了规定,但规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比较其差异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适用法律,也有利于我们检讨现行法律的不足。     

论证人作证的法哲学根基

民主要求公民参与,自由要求公民作证,社会契约论是证人作证的义务基础,民主参与是证人作证的权利基础,公民作证不仅是权利,更表现为义务,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立统一.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证人义务履行在先,证人权利保障在后,证人只有履行作证义务,国家才需要承担保障其权利实现的义务,而不是相反.     

IBA证据规则中专家证人制度的借鉴

专家证人制度是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经常使用的一项证据制度。据学者考证,现代专家证人制度起源于欧洲,广泛应用于英美法系国家。①在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专利行政、著作权纠纷等案件中经常会涉及技术性很强的专门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关系到案件事实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案件审理的走向,是法官必须要面对和审查清楚的关键事实。虽然知识产权法官精通法律和审判业务,有的还具备理工科的知识背景,     

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研究

亲属证人特免权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制度,也是一个新鲜的制度,历史上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可一直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这次新刑诉法在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下规定了法院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这也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规定了亲属证人特免权。新刑诉法规定特免权的本意是维护伦理道德及家庭社会的稳定,但由于其对亲属证人特免权这一制度规定的不完善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后果。本文以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制度"的相关条款为对象,试图探究其实质及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