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界村的“贤支书”

郑家贤,石门县子良乡北界村支书,一个"扔到人堆里就找不到"的人,身上却蕴藏很大的力量:在他的手里,北界村这个偏远的高寒山村,结束了不通电不通车不通水的历史;在他的手里,这个过去负债累累的穷山村变成了全县经济50强村。让全村人过上好日子郑家贤或许说不出农村建设的大道理来,但对北界村的发展,他心里却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从通路通电通水,到做     

监察体制改革"纪法衔接"的法理阐释及实现路径

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界线,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历程。法治反腐不能仅依靠国法,因为法的空缺性决定其腐败预防的不及时性及腐败治理的不全面性;而法的开放结构,又为国法接纳党纪,共同服务于法治反腐实践奠定了法理根基。在坚持法治反腐理念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中国特色反腐实践过程中积累的党纪资源优势,促进"纪法衔接",是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的重要目标。在法治反腐意义上,党纪与国法之间不具有可比较性,因此,不论是强调"党纪高于国法"还是认为"国法高于党纪",都是伪命题。正确发挥党纪与国法在法治反腐中的功能,就必须要以两者为基本素材,构建体系化的法治反腐规则。     

知识产权与标准的交织

知识产权与标准全方位交织,即标准本体与著作权的交织、标准内容与专利权的交织、标准执行与商标权的交织。知识产权竞争策略的需要、标准对先进性与技术性的追求、标准本体需要受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标准执行需要监督的要求产生了知识产权与标准交织。知识产权与标准的交织引发了两者间的紧张关系,标准与著作权的交织产生了纳入法律的标准著作权与可获得性的紧张关系,标准与专利权的交织导致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的问题,标准与商标权的交织暴露了我国认证认可制度的法律供应不足的问题。     

网络服务提供者“避风港”的“中立”前置要件研究

我国《电子商务法》和《侵权责任法》忽略"中立"要件,使所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受到"避风港"规则中"知道"要件的检验,过度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影响电子商务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欧盟和美国均规定了"中立"作为责任承担的前置要件,对两者立法、司法的比较研究可提炼出"技术中立"和"地位中立"的明确标准。该标准结合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可解释现有"知道"规则,鼓励网络服务提供者保持"中立",承担合理的责任。"中立"前置要件的设立一方面可以遏制网络侵权的商业化泛滥,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新商业模式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     

法律论证的推论规则

法律论证的推论规则为论辩思维确立了逻辑导向。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断言的证成需要通过实体上和程序上的规范性作为支撑,从而推进特定合理意图作为决策要素的参考性甚至规范性要素。论辩对话在言说当中直接针对表述本身,而表述背后发挥规则性与机制性引导作用的,主要是论辩主体的论辩逻辑思维。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建立在论辩前提或者依据针对特定立场的论证力量上。盖然性推论普遍存在于证成结论而诠释因由的言说当中。通过层次性呈现论证推导的隐含前提,有助于论者识别、分析和评价其推论模式及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首都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正>京财科文〔2014〕2515号各有关单位:为落实《北京市关于加快推进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若干意见(试行)》(京政办发〔2014〕35号),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盘活首都优势科技资源,降低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科研创新投入成本,激发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的科技创新活力,北京市决定实施首都科技...     

定义论及其在法典编纂中的应用

定义论是(语言)符号论的一部分,是确定某个语言符号之意义或者其句法结构的理论。它与概念论在诸多方面皆不相同。古典定义论提出了属加种差的"标准公式",现代定义论则在改进其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精致和具有区分度的定义理论。定义论包括定义类型理论与定义规则理论两部分。定义类型理论的基础在于区分名义定义与实际定义,立法活动涉及...     

大学内部规则的治理功能

目前,我国对大学内部规则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现有研究称谓也不尽相同,研究重点一般也放在其法律性质及效力上。本文在明晰大学内部规则的含义、性质及其分类的基础上,分析其治理要素以及其组织、管理、监督和激励功能,并指出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内部规则存在的些许问题。     

论对“公法人”民事强制执行的限度

对政府等公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民事执行案件中存在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可能有碍公法人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损及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如若不能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会导致私权无法实现，有损司法权威。因而，为平衡私权之实现与公益之维护，对政府等公法人的执行须遵循必要的限度，给予其“规则礼遇”。对公法人财产的执行，以不影响公务推行为限度；对公法人执行程序的适用，应以维护其良好的信用和权威为保障；对公法人执行措施的适用，应考虑其依法行政的特殊主体地位和有序、高效推行公务，履行公务的履职要求，应限制适用间接执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