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业风险投资的现况与挑战

创业风险投资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资本运作方式。尽管现阶段中国的创业风险投资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在专业性人才、专业中介机构、市场准入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提出当前应予反思及修整的问题和方向。     

新形势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征及侦查对策

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面广,涉案金额巨大,严重危害我国的社会经济秩序。近段时间,海口特大招生诈骗案、深圳中天置业总裁卷款数亿元潜逃案、中国人寿“营销精英”骗保1500万案、江苏常州“带头大哥”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案等相继发生,涉众型经济犯罪呈高发态势。经侦部门只有深刻分析涉众型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掌握其规律和特征,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侦查措施,遏制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高发势头,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     

肝豆状核变性肝纤维化程度与中医证型相关性研究

目的 基于二维超声剪切波测量联合血清肝纤维化和肝功能指标,探讨肝豆状核变性（hepatolenticular degeneration,HLD）患者中医证型与肝纤维化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将89例HLD患者根据中医临床辨证分型分为痰瘀互结组（44例）、湿热内蕴组（33例）、肝肾阴虚组（12例）。比较二维超声剪切波测量指标和血清肝纤维化指标\[透明质酸酶（hyaluronidase,HA）、层黏连蛋白、Ⅳ型胶原、Ⅲ型前胶原N端肽\]、肝功能指标（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水平,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3组患者门静脉内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痰瘀互结组比较,湿热内蕴和肝肾阴虚组剪切波速度均显著降低（P＜0.05）;与湿热内蕴组比较,肝肾阴虚组剪切波速度显著降低（P＜0.05）,脂肪衰减系数显著减小（P＜0.05）。与痰瘀互结组比较,肝肾阴虚组HA水平显著降低（P＜0.05）,其他生化指标各证型组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种证型患者剪切波速度与HA存在正相关（P＜0.05）。鉴别痰瘀互结证与湿热内蕴证、痰瘀互结证与肝肾阴虚证时,以剪切波速度的诊断价值最高;鉴别湿热内蕴证与肝肾阴虚证时,以脂肪衰减系数的诊断价值最高。结论 HLD的肝肾阴虚、湿热内蕴、痰瘀互结证型中的肝纤维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以痰瘀互结证的肝纤维化程度更明显,与剪切波速度、脂肪衰减系数、HA密切相关。     

论司法实务中醉酒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以财产侵害类案例为视角

目前,司法实务中处理醉酒型犯罪时存在不问嫌疑人犯罪前醉酒原因,不看犯罪时和犯罪后嫌疑人的客观表现,将醉酒行为直接等同于犯罪的主观故意,以及客观归罪带来定罪不准确和罪责刑不相适应等问题。尤其是醉酒型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涉及财产侵害领域类的案件相对罕见,尚未形成成熟的定罪量刑模式。对此,可以借鉴危险驾驶罪、袭警罪、故意伤害罪的推定方法和认定标准,充分结合醉酒程度、普通人标准以及客观性证据,准确把握醉酒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管辖制度的反思与调整

为了解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与传统侦查管辖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刑事司法在横向上发展出“多地共管”“人案关联”的“大侦查管辖”格局,在纵向上建立起侦查管辖决定审判管辖(包括起诉管辖)的“侦查管辖中心”模式。但大侦查管辖格局导致不同地域公安机关的横向管辖冲突,侦查管辖中心模式又引发公检法机关的纵向管辖争议。考虑到公安机关条块分割的侦查体制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的现实困境,大侦查管辖仍是刑事司法当前相对合理的选择,但应优化地域管辖与指定管辖制度,减少不同地方公安机关之间的横向管辖冲突;同时,刑事司法需要把“以侦查管辖为中心”调整为“以侦查管辖为导向”,承认侦查管辖的指引功能,但应完善公检法机关的纵向管辖争议协调机制。     

情态证据在熟人醉酒强奸案件中的审查运用

醉酒型强奸案件多发于熟人之间,在行为人不认罪的情况下,仅依靠直接证据往往难以定罪,需要围绕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事前、事中及事后的状态等间接证据综合分析。其中,行为人和被害人的表情、动作等细微情态,具有重要的辅助证明作用。案件审查过程中应注重对情态证据的全面分析,在保证证据合法性的前提下,审慎、客观、结合生活常情常理对情态进行评价,同时应综合多种情态进行整体分析,避免对单一情态的单一解读,以最终形成强奸案件的完整证据链条。     

案发前退还诈骗款物的规制考量

最高法研究室对“申付强诈骗案”的电话答复是针对特定个案裁判的处理,该答复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诈骗案件。行为人在案发前退还部分或全部诈骗款物的行为,本质上是犯罪既遂后的认罪悔罪表现,不应影响入罪评判环节的“可罚性”判断,只应影响刑罚裁量环节的“需罚性”决断。司法实践不能为规避事实认定中的非法占有故意问题与规范评价中的诈骗数额确定疑难,对退还的诈骗数额采取绝对扣减的做法,而应结合个案答复的法律要旨和有关诈骗案件办理的司法解释规定,区分不同款物的返还情况和可能出现的法律处理结果,在保证刑法严肃性和刑事追究的前提下,妥善处理个案中法律适用的“可罚性”判断与“需罚性”裁量。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办案探析

以甘肃省B市检察机关办理的两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例为样本可以看出,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难点和重点问题是如何准确认定主从犯、正确界定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传销行为、有效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和洗钱犯罪等。对此,应从嫌疑人所处地位、具体分工、实施行为、利益分配等案件细节着手予以判断认定,进而能够实现对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精准打击,最大限度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     

“枢纽型社会工作”:城市老旧社区多元共治实践模式探索——基于H省L区“三区计划”项目的个案研究

“枢纽型社会工作”模式是指社会工作机构作为城市老旧社区多元共治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在对服务需求和服务资源进行评估的基础上,通过引进外部服务主体、激活内生服务力量、提升多元主体服务能力,最终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格局。“枢纽型社会工作”模式得以实现的内在机理在于行政体系内部多层级项目运行机制所产生的“层差契机”和社会工作机构专业性、社会性、无涉性等属性所生产的“黏合效应”。在创新社区治理与多元共治实践中,“枢纽型社会工作”模式成为破解城市老旧社区治理困境的有益探索。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规律特征与对策研究

以浙江省18起法院判决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为研究对象,根据法院的判决书采集犯罪数据,对涉及诈骗的犯罪行为人属性、诈骗组织结构、作案手段、犯罪产业链条进行案例剖析,对犯罪能力、犯罪收益、刑事处罚等维度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发现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有组织犯罪;同时,这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低风险、高收益的犯罪类型,对于不同级别的罪犯来说,具有不同的犯罪收益和犯罪风险。应当采取"重典治乱"的刑罚策略,推进全球犯罪治理模式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实施地域性职业犯罪预防和受害精准预防、系统性源头性全链条打击、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场的"打防结合、预防为先"侦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