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为谁而言？

今年六月初,工商银行等五大银行同时推出了一项最新收费措施,对银行卡在自动取款机上跨行查询,每笔收取0.3元的手续费。消费者如潮的唾沫,并没有挡住“霸王式收费”的步伐,然而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陈雪英要求暂停这项收费的一纸紧急建议,却成为社会热议的公共话题,也使事情出现了转折的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各级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如汗牛充栋。那么,为何偏偏是“黄细花建议”激起了巨大反响?为何偏偏是黄细花成了民众心中的英雄?其实     

提高城市品位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靖边县城乡建设局工作简记

几年来，定边县公路收费处在上级党、政、工的正确领导下．在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为指针，以开展“先进性”教育为契机，围绕收费任务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巩固、发展、升等”为主题，以创部级文明公路收费单位为目标，总结经验，推陈出新．发扬成绩，寻找差距，有力促进了双文明建设的再发展。     

诉讼调解制度：让我欢喜让我忧——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

诉讼调解制度是中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它存在着判决无法比拟的优点，同时也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源自于调解的性质，内生于调解的功能。法官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法官利益衡量的结果。实体法的约束经过利益衡量和调解的双重软化後，使法官的主观恣意暴露无遗，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和妥当性。本文以利益衡量论为视角，探讨调解制度的利与弊，并提出完善调解制度的构想，旨在克服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的主观恣意，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情、理、法统一“阳光”中制判——民事判决书制作经验谈

制作裁判文书是主审法官的事情，但相关其他人的意见不容忽视。当事人的思想，明确的诉讼请求及反驳辩论观点在裁判文书中应当有所反映；有诉讼代理人的案件，特别是代理律师的代理词或法律意见书，其内容应当体现在裁判文书之中；除主审人外，合议庭其它人员的不同意见也应有所反映；尽管没有署名，但对裁判结果有重大影响人的意见，比如审判委员会或各级领导的意见，可以适度写入裁判文书。民事判决书应当在“阳光”下制作，同时还要做到说理透彻、论证严谨，努力达到“情、理、法”的有机统一。     

诉讼时效将过自救十法

作为债权人，你也许认为讨债不受时间的限制。一旦了解或得知诉讼时效的规定。发现期限即将届满，却未作好任何行使权利的准备；也许对诉讼时效方面的规定很熟悉，但因诉讼时效期间较短，尚未收集到充分有力的证据：也许由于是否打官司拿不、定主意，从而耽搁了时间：也许因债务人难以确定或投诉无门而延误了时间：也可能因债务人采取“骗”、“赖”、“拖”等缓兵之计，未能及时行使权利。遇到这些情形，你也许会想，时效将过，没救了，债是收不回来了j确实。未能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债权人就不能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否则。将承担驳回诉讼请求等败诉的后果。但《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有这样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有鉴于此，你完全可以另辟蹊径，采取下面十种自救措施。使诉讼时效中断，转被动为主动，以实现自己的权利。     

构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

公益纠纷的不断出现使民事公益诉讼成了我国近年来讨论较多的热点问题。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没有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制约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利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司法实践中已有很多的公益诉讼案件的发生,公民对公益诉讼的认识也日渐深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是必要的。     

司法行政信箱

77律师会见在押罪犯有何规定?问:我的一位堂哥现在某监狱服刑,最近因涉及一起房产案件想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不知律师能不能代理?如能代理,律师能不能会见我堂哥,会见有什么具体规定?(江西梁文轩)答:根据我国法律和司法部的有关规定,律师在下列情况可以接受在押罪犯的委托:(一)在     

“不变”的中国基层司法风格及其社会经济背景

司法改革为近年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焦点问题,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努力寻找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正确路径。本刊与河南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以“中国法律传统与当代司法改革”为题的讨论,旨在对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法制建设有所启示与借鉴。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15号《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经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2月10日起施行。局长徐光春二○○三年一月七日     

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

法院、当事人和律师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程序效果,民事司法难以满足各方利益诉求是造成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休眠”的主要原因。在法院方面,我国的政策实施型司法程序消弭了法院在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在当事人方面,立法上则存在着利益诉求难以转化为诉讼权利,当事人缺乏理性诉讼动力等症结;律师在代理代表人诉讼过程中职业的公共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降低了其在代表人诉讼中的参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