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枉法裁决罪的认定(下)

《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规定的罪名,是枉法裁决罪,而非枉法仲裁罪,称为枉法仲裁罪易致误解,并极易扩大修正案确定的适用范围。基于仲裁与诉讼的诸多不同,在枉法裁决罪的认定和适用上,不能简单地参照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标准,而应在协调与仲裁立法(含《仲裁法》、《民事诉讼法》)及国际公约内容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基础上,从严把握枉法裁决罪的犯罪构成及定案标准。     

论民事鉴定启动权的诉权保障功能

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司法鉴定启动过多地被定位为侦查司法机关的权力。然而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双方的对等地位使得双方在获得程序权利和救济方面应该有对等性,法院作为绝对中立的一方在攸关双方当事人程序和实体利益方面应当尽可能地被动。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把鉴定程序启动权认定为诉讼双方的权利,而不是法院的权力,将会更加科学,更能够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实现,最终维护司法公正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     

关于量刑程序改革的几点思考

2010年10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其后各个地方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在最高院的指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工作，大力推动了我国的量刑制度改革，但是由于我国有关于此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初步展开，在改革与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浅议我国司法鉴定科技支撑体系的构建

2005年2月，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司法鉴定作出权威界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1条规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多元视角下的《窃听风暴》之法学思考

监听监录、密搜密取、邮件检查等技术侦查措施,相比常规侦查手段,处于秘密状态,并一般构成对相对人隐私权的干预,隐含着脱离规范的危险。因此,检察机关应获得采取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的法律许可,做到监听窃听行为法律化;另一方面,程序正义原则不仅是为了规范司法行为,更应当适用于某些政府的行为,宪法上的正当程序要求被限制在政府或国家行为之上;现代法治应当以人权为本位,以人权保障为目的,以实现国际人权共同标准为主要任务,并让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与社会公正在不同的法制进程中交错实现,从而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论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制度构建

诚实守信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众基于对政府信赖而获得的利益应受到保护。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在我国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具有特殊性,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实体限制,强化程序要求,对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造成利益损害的应予补偿,以正确处理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个人私利的关系,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检察机关不宜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构中,不少人提出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制度设计。通过对这种主张所依据的理由进行分析和辩驳后发现,这种制度设计既无必要性,也无可行性。还将产生一系列的弊端,因而不宜采用。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质量与诉讼化改革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审查逮捕权由检察机关行使。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切实提高审查逮捕工作的质量,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已成为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启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不少学者提出,此次刑诉法修改应将逮捕程序的诉讼化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完善。逮捕程序的诉讼化与提高审查逮捕的质量缘何关系如此紧密?本刊特邀请专家学者围绕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再审程序中如何考量债务企业改制后的责任主体问题

我们之所以将再审程序中如何考量企业改制后的责任主体作为专门问题来探讨,是有其特殊原因的。第一,从审判实践看,债务企业往往进行多次改制,改制形式也非从一而终。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经一审、二审,待进入到再审阶段,距债务发生时已经历了很长时间,债务企业因几经改制,早已面目全非。     

公民诉讼代理人不得主张代理报酬

【裁判要旨】我国诉讼法均允许普通公民担任当事人的代理人参与诉讼,但对公民代理人能否据此收取报酬,诉讼法则没有直接规定。实践中,普通公民进行诉讼代理并收取报酬的情形大量存在,由此也引发了许多纠纷。本案从诉讼代理业务的特性出发,注重发挥法官在事实调查程序中的能动作用,对公民代理人是否构成从事诉讼代理业务的事实进行查明;同时,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