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基准法的目标选择

我国劳动基准法应当实行“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三者既是独立的公共政策目标,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低标准”是一种法律强制性劳动基准,既是“广覆盖”也是“严执法”的前提。没有前提固然不会有结果,但前提也不会自动生成结果。我国需要建立起一套以保护弱者利益为目标的控权机制,以促使政府以公权力的方式,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底线。这条生存底线也应成为国家公权力的控制线。     

构建我国量刑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

量刑监督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法院量刑活动的监督。量刑监督制度具有刑事理论和法律上的存在依据。检察机关进行量刑监督必须具备评判法院量刑是否合理、公正的实体标准,它与量刑标准是对立统一的。在司法实务中,我国的量刑监督并未形成系统的监督体系,而是分散于不同的诉讼阶段、通过若干方式对法院的量刑活动产生影响。总的来说,量刑监督所能发挥的功效是相当有限的。     

职务消费隐性腐败的黑洞

最近,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反腐的一项措施,国家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规范官员的各类消费.     

对一个美国案例的思考

4月3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位居"2006年度美国最高法院十大专利案件"榜首的KSR Intern.Co.v.Teleflex Inc.一案作出裁决:在判断一项专利是否满足非显而易见(即中国专利法中的"创造性")的检测标准上,应采取更加灵活的解释.     

作为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监管工具的标准合同条款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8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标准合同”,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的监管工具。标准合同条款既拘束进出口双方,亦具有第三人保护功能,形式上是合同条款,内容上由国家预先决定并强制纳入,兼具个别规范和国家法规范的双重属性。进出口方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合同的主给付义务,是法定义务的合同化,包括个人信息安全义务,个人信息安全事件的通知、补救、减损义务,告知义务,目的限制义务,合规审计义务等。基于受益第三人条款,个人信息主体享有更正、删除等权利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国家网信部门制定标准合同条款构成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具体化适用,应限于授权范围,遵循比例原则,合理确定条款的强制使用机制和内容强制程度。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与功能

法益的体系性位置可以从法益与实定法的关系、讨论法益问题的领域两个角度来分析。在不同领域内讨论的法益,有不同的概念选择,发挥不同的功能。犯罪立法概念中的法益只能是宪法性法益,其功能在于为刑事立法者提供适当的刑事政策标准。犯罪司法概念中的法益,在入罪判断时只能是后刑法法益,可以指导解释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在出罪判断时只能是宪法性法益,通过法益价值的衡量,对符合行为构成的行为进行正当化处理。     

重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确有必要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刑事法学的重要理论议题,具有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价值,而我国传统的客观标准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文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对两大法系的刑事证明标准作一探讨,同时对我国的原有标准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新观点.     

以校局合作为平台的《公安行政法学》实践性教学模式改革

<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颁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将学前教育至博士教育分为0-6等7个等级,从2-5级又以教育计划是以学术目的为主还是职业目的为主,细分A、B、C三类,其中5B级的“课程内容是面向实际的,是分具体职业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     

运输毒品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制

在毒品政策日趋严厉的背景下,刑法设置运输毒品罪具有适度扩张犯罪圈的积极作用,但关于该罪的犯罪构成及其司法适用问题在理论与实务中仍存在较大争议.在毒品流通环节,运输是附着于走私、贩卖、制造的附属行为.由于运输行为外观上的附随性,对该行为的文义解释和添附促进毒品流通目的的限缩解释皆无法作为认定运输毒品罪与非罪的标准以及区隔...     

领导干部要强化对权力的道德约束

荣辱之心人皆有之。荣辱观是人们关于光荣与耻辱的一种道德评价标准,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也是道德观的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人生、人际等多方面的道德准则,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指明了方向。人有人品,官有官德。做人,应身先立德;做官,应以德从政。领导干部的从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