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律文化的方法论问题

<正> 在1973年的一次演讲中,已故比较法学家奥-凯恩-弗伦德表达过这样的意见,那就是,新的口号并不必然意味着新的运动。新的口号出现之前,它所表达的事物或许早已存在,一旦口号变得时髦和流行,它便难免被曲解或被滥用。这个见解是饶有趣味的。我们不妨把法律文化研究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在西方,法律文化这个术语的出现不早于1960年代。到了70年代出现了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这个术语渐趋流行。然而,对于这一概     

当代国外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正> 犯罪学于19世纪末产生于欧洲。最早使用犯罪学这个概念的是法国人类学家托皮纳尔,后来被意大利的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所采纳,于1885年(也有说是1884年)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犯罪学》著作。经过百余年来发展,由于它在与犯罪作斗争中的无可取代的重大的指导作用,使它至今已经成为较为发达、颇受人重视的一门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在犯罪学、刑法学和社会学中被广泛地使用着。但是,由于对犯罪及其产生的观点的不同,对犯罪学的概     

法学研究的另一思路

<正>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正式确立,似乎再一次给了法学为自己定位和重新发现自身价值的机会。随“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一命题的提出,法学界显得相当活跃和颇有生机。从围绕这个命题而发表的许多文章来看,法学家们主要做的是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为法学引入了许多以前可能被排斥或被忽视的新观念、新价值;另一方面,则再次强调了加强立法、严格执法的法治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就后一个方面而言,我们目前的一般理论水平与十多年前经过“要人治还是要法治”的讨论所达到的认识相比,似乎并无很大的进展。法学研究现在面临的重     

从康有为、谭嗣同的比较看近代哲学的书写

在中国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因而呈现出诸多相同性。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两人的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如果说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相同性体现了戊戌启蒙思想初级阶段的鲜明特征的话,那么,两人思想的不同性则显示了迥然相异的学术意趣和致思方向。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异同关系置于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之下予以审视,便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深入思考。     

西方为何一再曲解中国——以美国为例

编者: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为何一再曲解中国?研究导向偏差、冷战思维作祟、发展走向误判是三大重要原因。在这方面,中国倒是可以为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提供借鉴。近来,个别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又抛出了"中国崩溃论"的话题。"中国崩溃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英语学术期刊和新媒体中出现。其实,不只是"中国崩溃论",像"中国不守规则论""中国威胁论"等,在英语学术界和舆论界也是交替出现的。这里需要研究的是,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为何一再曲解中国?     

提高大学生英语阅读元认知能力的实证研究

阅读元认知能力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实验组在阅读兴趣、成就感、阅读自我规划、阅读反思能力、阅读策略等五个方面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总之,实施以阅读档案为中心的英语阅读教学能有效促进学生英语阅读元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而切实提高学生阅读的积极性,进而促进阅读能力的提高。     

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研究概述及思考

近年来 ,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问题 ,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文章进一步论证了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观点 ,更多的文章则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五四说”提出了异议 ,并提出了其它观点。本文对学人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几种不同观点作了简略介绍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存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前者是专史 ,后者是中国通史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属于通史。作为专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应以五四运动为起点 ,而作为通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则可以以南昌起义为起点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全球化而必然走向衰落,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怀古倾向却极有可能导致文化传统的衰萎。当今文化的发展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仍是现代性的建构和培育。应彻底抛弃“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古今中外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造,“会通中西”,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构建起先进的本土文化。     

邓小平理论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目前理论界较少涉及的一个论域.本文综述了9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概括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观点,并明确提出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几个问题.     

后现代观念与历史研究

后现代观念对历史研究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学者思想进一步解放,能加强学者的个体意识,提供了方法上的启示和超越时代反观历史的参照。但也要警惕其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