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P＋时／时候，Q”句式分析

“(在/当) P 时/时候,Q”句式是用已知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参照来标示另一事件发生的时间。由于全句表述出发点不同,表述核心自然也有差别。“时候句”由于参照时段与参照时点的不同,句式获得了不同的语句功能,表达出不同的语义。不同表述功能下的句式在语法上存在着种种制约因素。     

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

法律文化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含义,是指特定社会中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法律价值和观念。法律文化与文化和法律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文化可分为内行法律文化与外行法律文化、官方法律文化与民间法律文化、主流法律文化与非主流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以及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在当代中国法治的发展中,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之间以及不同法律文化之间存有冲突,我们应采取新的路径整合这些冲突。     

英汉颜色词的国俗语义对比与文化教学

词语所承载的意义不仅包含它的概念意义,还包含它的社会文化色彩和情感内涵。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英汉两种语言中颜色词语的国俗语义相同性很小。英汉颜色词语在社会属性、情感和心理方面存在差异,英汉颜色词语国俗语义缺项。     

英语名词后置修饰语的分类

传统语法一般都将名词修饰语按其在中心词的前后位置，分为前置修饰语和后置修饰语两大类。从语法的角度，后置修饰语可分为六类。其中的从句类后置修饰语是最基础的类别，其他类别都是其派生或变种；这些派生的类别，是语音的节约性原则所致。     

列斐伏尔语义场理论的维度和启示

列斐伏尔的语义场理论是针对由现代理性所主导和支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语义化"摹写,是面向现代社会和现代理性的"文本化"阐释。列斐伏尔着重研究了语义场的形象、象征、符号和信号等四个方面及相关的演进过程,以此为主要理论内容探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的新变化和新形势,以及由这些变化和形势所引发的新社会危机与困境。列斐伏尔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语义场同样受到现代工具理性的宰制和支配,由其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语义异化和信号规训对现代人的生存构境施加了重重压力与障碍。因此,列斐伏尔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日常语义价值批判,并希冀于寻找一条能够终结社会语义扁平化的革命道路。     

新词新语构造方式初探

文中初步分析和归纳了新词新语的产生方式:借词、缩略语、修辞方法构词、类词缀构词等;初步分析和归纳了词语新义和新用现象的产生方式:移用、名词、形容词新用、突破语义规则的新用等.     

亲子关系推定规则的理解与适用——基于"北大法宝"251份民事判决书的分析

实践中,法官在亲子关系推定规则的逻辑关系上存在理解误区,对"必要证据""相反证据"的证明对象、证据范围及证明标准认识不一,严重侵害了裁判统一和司法权威.该规则对拒绝亲子鉴定的"正当理由"缺乏明确规定,一定程度上导致当事人拒绝权的滥用.为此,有必要通过解释或补充对此规则予以完善.亲子关系推定是建立在事实主张者对基础事实的...     

刑法主观解释的必然性——以语言哲学为径路

中国刑法教义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刑法的解释应当采取客观解释,其主要的辩护理由是读者反应论和文本的客观含义论。然而,刑法客观解释论提出的辩护理由难以承受理论诘难。通过语言哲学的径路分析可知,刑法解释必须采取主观解释:一方面,法律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立法者意图的语义探知的过程;另一方面,法律解释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解释必须采取沟通模式。     

从语义场看词义演变的类型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谈到词义演变的类型,基本上是“扩大、缩小、转移”三分法的一统天下。8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语义学研究的深入,对词义演变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解,学界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一方面,“扩大、缩小、转移”三分法仍在各种场合时有所闻,甚至被认为是词义演变的主要     

论人事诉讼中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的协同模式

人事诉讼对象的非处分性造就了人事诉讼中应对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适用加以限制,广泛适用职权探知制度。实行职权探知主义的根据在于人事诉讼判决具有对世效力,以维系身份法秩序的稳定,保护未行使审问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伴随传统的职权主义被当事人主义所取代,以当事人为主导的诉讼模式在我国逐步确立,普通诉讼程序法理不仅难以满足人事诉讼案件审判实践的需要,同时无法实现二者的调和。文章认为设立专门人事诉讼程序,构建一种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兼容的协同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主义对人事诉讼裁判带来的冲击。人事诉讼中诉讼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普通诉讼程序法理难以满足这一要求,构建既有别于普通诉讼程序,又不同于非讼程序的独立人事诉讼程序乃是客观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