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抗辩权

票据抗辩是票据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连接票据权利和票据义务的纽带，起着平衡票据权利人与票据债务人两方利益，保护票据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作用。票据抗辩权涉及包括票据行为的性质、票据伪造、票据变造、票据更改等知识点，是全面理解票据法的突破口。本文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票据抗辩的各方面内容，也详细地介绍了国际公约及其他国家关于票据抗辩的制度，进而分析我国《票据法》及相关法律文件对票据抗辩的规定，指出我国法律规定的不足，并提出笔者个人的完善建议。     

论民事诉讼中的抗辩

作为当事人权利实现的重要手段,抗辩直接关乎诉讼格局的合理构建和诉讼程序的顺利展开,无疑在民事诉讼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抗辩的研究应从其基本理论入手,同时把握其确立的基础,进而厘清与抗辩权及否认等相关概念的区别,最终明确抗辩的实质,进而对立法的完善和实践的发展有所裨益.     

切实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保险是生活的需要，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保险尤其是商业保险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平常百姓家庭。相应的，《保险法》的颁布实施以及修改等等，都是老百姓关注的大事。比如，在今年10月1日新《保险法》即将实施之际，保险市场上盛行一种传言：新《保险法》的实施将带来保费的提高．新旧重疾险的价格问题也因此在社会上成为热门话题。新《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是否适用于实施前所购买的旧款重疾险？     

论标罗诉讼要件理论的创立

诉讼要件是德国诉讼法学家标罗为建立其诉讼法律关系说而创造的概念.然而在近百年发展之后,诉讼要件已经完全脱离于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独自发展为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重要的诉讼理论之一.标罗诉讼要件论的意义在于实体权利义务审理的前提被要件化,同时明确这些要件的种类、审理方式、顺序等方面,由此奠定了现代诉讼要件理论的核心内容.     

论票据追索权和民法代位求偿权的比较

追索权并非是票据法中特有的法律制度,同样在其他法律中也存在。由于票据法和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不同,票据法调整的是票据法律关系,属于商事法律关系的一种,而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中以规定买卖、租赁、雇佣、所有权、婚姻、继承等一般社会生活关系的民法,最属重要[1]。因而在不同的法律中就有不同的立法追求和价值判断,同时作不同的法律设计。那么本文分析比较了票据追索权和民法追索权之间的异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这两种制度所蕴涵的法律精神、价值取向的相异,其实这种法律精神价值取向的相异也正恰恰是票据法和民法之间的本质区别。     

浅析普通法系的正当持票人制度——从正当持票人的构成要件看我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

正当持票人制度是普通法系票据法的重要制度。该制度有效地保障了普通法系国家的票据交易安全和票据在经济领域的顺利流通。本文从正当持票人的构成要件着手,着重分析了对价和善意这两个最重要的要件,对比不同法系的相关制度,并分析了我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     

律师视野中的民事案件分析方法

民事案件是因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争议和纠纷。律师代理民事案件的分析方法包括请求分析法和抗辩分析法,运用这些方法首先要界定案件所涉的民事法律关系,然后根据当事人的角色寻找请求权规范或抗辩权规范,并主张相应的要件事实进行涵摄,以证成请求或抗辩的法律效果。     

著作权法中合法来源抗辩规则的适用

合法来源抗辩是保护善意相对人,强化源头打击侵权的重要规则.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59条的分析,可以明确销售者应为合法来源抗辩的主体.著作权法上的合法来源抗辩不仅需要抗辩主体满足合法的购货渠道、合理价格等客观要素,还应具有主观善意.注意义务应只是法官在进行说理时的重要依据,而非合法来源...     

论“合法来源抗辩”在地理标志商标侵权案件中的适用

法院对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要件理解不清晰,导致对地理标志商标侵权案件中的合法来源抗辩附加了不必要的高标准。以“景德镇陶瓷”系列维权案为例,存在证据审查过严、附加不合理要件的适用困境。主观要件“不知道”应理解为“不知且不应当知道”,与其他部门法和TRIPs协定保持体系一致。“合理的注意义务”仅针对物权的合法取得,不要求进行知识产权权利审查。客观要件“合法取得”仅指正常交易途径取得,不要求“自原产地取得”或“自授权途径取得”。客观要件“说明提供者”应仅为形式要件,不应以此要件为由要求销售者进行实质举证。     

专利侵权诉讼中反垄断抗辩成立要件研究——以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行为规范为中心

司法层面如何评价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行为,对于FRAND许可秩序的形成具有法律形塑意义。德国橘皮书案确立的反垄断抗辩成立要件,为欧盟法院率先提出FRAND许可谈判框架奠定了程序基石。结合欧盟许可谈判框架演变及背后考虑,我国构建均衡的FRAND许可谈判框架应着重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以我国专利法第20条专利权滥用条款为实体法依据,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过度行使权利进行合理限制,确保双方在对等地位的基础上开展谈判;二是通过内部评价路径和外部评价路径最大程度地确保谈判过程诚实信用;三是面向双方最终诉诸司法的场景假设,引导当事人在谈判过程中对于FRAND许可费率计算涉及的关键性问题达成事前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