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违规获取的积分、回报券兑换商品行为的司法评价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马某某,以劳务派遣方式到某珠宝公司担任营业员,后调至客服部负责办理会员卡、充积分,优惠抽奖等工作。在客服部工作期间,因其熟悉计算机系统操作,多次被公司安排负责公司促销活动软件系统的验收和调试工作,并负责培训客服部员工操作该系统。马某某通过公司培训及实际操作,发现系统存在漏洞,原本按公司规定于2018年1月25日至2月22日开展促销活动,顾客可持当日小票参与抽奖,但是系统未对小票日期进行限制设置,导致活动日期之前的销售小票可以重复参与本次抽奖返券。     

“CAV教学模式”高职生英语应用能力评价指标分析——以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CAV教学模式"是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为提高高职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而提出的一种教学模式。这一模式要求进一步细化高职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评价指标,使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更具针对性,符合社会发展对高职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要求。本研究在《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基础上,将高职英语应用能力评价指标提炼为"三维度"英语应用能力评价指标,突出学生的听力、口语和阅读能力培养。     

“平等主体关系说”的弃与留——未来《民法典》调整对象条款之抉择

《民法通则》采纳"平等主体关系说"厘定民法的调整对象,混淆了事实与规范,将本是规范状态的平等视为调整对象事实层面的规定性,不仅存在因果倒置的逻辑错误,淡化民法对平等的追求,而且不能完成对民法调整对象的界定,并蜕变为法院逃避裁判责任的规范基础。"平等主体关系说"之所以成为《民法通则》的现实选择,渊源于彰显民法独立性的历史需要。事易时移,我国未来《民法典》关于调整对象条款的抉择应向区分公、私法的逻辑回归,采取确立其他法部门调整对象之负面清单的立法模式,《民法典》不再设置调整对象条款,或对调整对象作空洞化处理,从中抽离平等主体等实质内涵,落实民法的本位法地位。     

农业技术推广效率对湖北水稻产量影响研究

湖北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水稻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近年来湖北水稻总产量增长缓慢,推广水稻生产农业技术成为了提升湖北水稻产量的重要因素。在农业技术推广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湖北省水稻生产现状及其农业技术推广现状进行分析并对湖北省水稻生产技术推广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研究了农业技术推广效率对湖北省水稻产量的贡献率。发现2012年湖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效率为44.63%,较1990年翻了一番,但近年来上升趋势平缓;除种水稻劳动力外,农业技术推广效率、固定资产投入以及有效灌溉率对水稻单产量都有较高的贡献度。     

高校要努力营造弊革风清的育人环境

高等院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光荣使命,肩负着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重任。能否实现弊革风清,事关党的教育方针能否得到全面贯彻,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后继有人,事关山西高等教育能否顺利发展。高等院校理应开领风气之先,努力营造弊革风清、立德树人的良好育人环境。一、按照弊革风清的要求,深入开展学习讨论落实活动,建设好高校的领导班子     

公安交警大队开展辖区交通安全评价与分析研究

公安交警大队开展辖区交通安全评价与分析是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以交通事故四项指数为主的评价指标已经不能对现实的交通安全实际状况进行客观反映,也不能为道路交通安全科学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文章对公安交警大队开展交通安全评价工作过程中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分析进行了研究,希望能有效地提高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效能,同时提高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知识产权领域“通知—删除”规则滥用的法律规制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借鉴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中的“避风港”规则,规定了“通知—删除”制度,但这种借鉴并不完全,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作为保障,比如反通知,错误通知责任承担,网络服务提供者因处理侵权通知而免除对网络用户的违约责任制度等等.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中不完善的“通知—删除”制度往往被滥用.目前行为人滥用“通知”制度的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严重性和危害性.因此,为了矫正《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通知—删除”制度的失衡,应该适当限制“通知”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诉前禁令为参照,从实体以及程序两方面来规制滥用“通知—删除”规则行为.     

行政改革的“内在悖论”:一个解释框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为例

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组织自身的变革,也即政府内部的制度变迁。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变革中,政府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改革对象皆处于政府内部,变革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密切,甚至存在相当大的"重叠",因而行政改革蕴含着难以避免的"内在悖论"。通过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创制这一案例的回顾,发现"负面清单"创设所面临的困境,恰恰折射出行政改革进程中的"内在悖论"。基于"结构-角色-行动"这一解释框架,认为行政改革"内在悖论"的形成机制在于改革过程所"嵌入"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的影响、改革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叠、改革过程难以避免路径依赖,以及改革目标存在模糊性等问题。尽管这种"内在悖论"不可避免,但通过推进基层创新式的"边际改革"、强化改革领导者的作用,有助于推进局部性的改进。     

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探析--基于中英公共文化服务评价的比较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英国作为行政改革的先行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价的经验,先后经历了从以最佳价值绩效指标为基础的“综合绩效评价”到后期以国家指标体系为基础的“综合区域评价”的模式变迁,而其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其评价的重要板块也在此框架下经历了不断的完善与重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在政府绩效管理改革中借鉴和吸收了不少国外先进经验,但根植于不同的行政文化与传统,此种学习与移植中的观念曲解、制度异构和行为偏移也使得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探索呈现出迥异于英国的本土特征。相较于英国实践对于评价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兼顾,我国评价探索的政府本位、目标导向和供给（过程）偏好则使得评价应然的平衡走向了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倚重,应需以价值理性实现再平衡,真正使得公共文化服务评价发挥应有的“工具-价值”双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