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降低反腐败成本的几点思考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反腐败成本畸高,必然会影响反腐败的力度,从而产生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完善反腐败的制度体系,强化纪检监察机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反腐败,从而降低反腐败的成本。     

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的实证研究(上)

如果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那么诉讼调解制度的生命则更是一种纯粹的经验了。如何在经验中寻找出规律化的因素,妥善化解社会矛盾,节约社会成本的消耗,是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近年来,诉讼调解越来越受到各级法院的重视,民诉法理论界也对诉讼调解制度的变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有益的探索,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于诉讼调解实践的实证分析和研究却是一直以来被理论界忽视的课题。     

知识产权法的效率价值及其实现

知识本无价,知识由无价变为有价,赖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知识的产权化界定,人为地构造知识资源的稀缺性,并赋予人们对知识资源的排他性权利。知识本无形,在这个无形世界中划定排他性边界,并使人们不得越界,其难度甚于在土地周边立围墙、将动产藏于屋内,这构成了知识产权制度实施的巨大成本。但是,知识资源产权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     

央企扩张中的赌博成本

一旦整体风险失控,央企的风险远大于民企——顾维军被捕之时,格林柯尔和科龙的银行贷款余额合计不过12亿,而华源在2005年9月被银行集体逼债时,其11家核心企业的银行债务已近250亿元大关     

守法成本及其控制

守法是法律实施的首要环节,守法程度对国家立法与法律实施有着重要的说明意义.守法行为中的成本支出决定着组织和个人在是否守法问题上的行为选择.从成本支出的视角看,如果把守法看作一项法律义务和法律行为,根据权利义务平等的原则,其中存在着相应的国家义务.立法和相关的制度设计、乃至组织执法过程中,应当充分关注守法与守法成本之间的"反比例关系",通过降低守法成本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推动法治进程.     

河南省诉前调解工作情况调研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201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明确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涉诉纠纷中的作用,加强诉源管理,节约诉讼成本。     

应对疫情 零售业加速变革

传统零售企业一直以来在竞争中奋力奔跑的状态,因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以往零售色彩浓重的春节消费市场一改常态,与亲友礼尚往来的消费取消殆尽,而日常生鲜、线上视听娱乐的消费需求猛增。对于较为依赖线下的传统零售企业,由于疫情极大地削弱了其赖以生存的客流优势,在库存、经营成本等方面承压巨大。     

女职工假期设置对女性权益维护的影响及国际经验比较

在全面两孩的政策背景下,延长产假并不能提升生育意愿。对工作女性而言,只有降低育儿成本,她们才敢生;对用人单位,特别是非公企业而言,只有政府和全社会能够合理分担生育假期等成本,企业才有积极性,并惠及到生育男女职工;最终实现中国人口战略的转型,达成劳资政三赢的和谐局面,真正"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且,维护女性权益也不能单纯从延长假期入手,随着男女之间地位和家庭责任的改变,一定要从工作生活平衡和男女共担家庭责任的角度,全面考量假期设置;同时,由于落实生育假期保护的关键在于用人单位,因此,如何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使它们有落实政策的积极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劳动合同法》主要问题的经济研究评介

《劳动合同法》是继《劳动法》之后,关于改善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律文本。随着经济增长趋于平缓,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和废止问题再次引起理论界的深入讨论。文本从经济理论研究的角度对《劳动合同法》执行中关于灵活用工问题、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三个主要经济争论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成本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并不会对员工工资产生显著影响,也不会显著影响劳动生产率。     

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政企合谋视角的解析

从政企合谋视角对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进行解析,建立了一个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一企业的三层委托代理模型,考察了公共安全生产事故产生的机理,发现中央政府在对待政企合谋问题时,主要是在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和对地方政府所付出的激励报酬之间进行权衡: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高时,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采取激励契约;当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低时,则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固定报酬契约.进一步对模型相关参数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并据此对现实中的现象给予解释:(1)中央政府反合谋力度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2)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诱发政企合谋;(3)对企业惩罚的不可信加大了中央政府的防合谋成本;(4)公众监督降低了中央政府的防合谋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