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和限度

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迅速,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治理:激发地方政府的问题意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增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干部行为。但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官员的自利性与有限理性,也削弱网络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程度。     

从压力型体制到督办责任体制:中国国家现代化导向下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与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助推中国地方政府间激烈的竞争格局和压力型体制的形成。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后,当代中国的发展环境、目标和任务都发生新的变化,政府运作模式开始从压力型体制向督办责任体制的转型进程。督办责任体制有其特有的内涵、特征、运作逻辑与运行流程。督办责任体制的运作逻辑主要体现为:首先,关涉上下级权力配置与权力行使这一核心问题,体现为上级权力对下级的压力传导;其次,与目标管理联系在一起,涉及总目标制定、目标分解、目标达成、目标控制和目标考核等一系列过程;再次,将政策决策与政策执行有机结合,强调高层的战略规划、中层的决策引导和基层的执行责任的有机统一;最后,构建激励与问责的双重保障机制,形成过程督办与结果奖惩相结合的全方位激励机制。督办责任体制更加强调中央意识与基层目标的上下贯通,战略决策与执行的有机匹配,执行者的责任分担与严苛问责,以及对执行者的有效激励。     

社会治理体系中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是通过列举法律所禁止的事项或情形反向推导法律允许准入之事项或情形的制度,这项制度最初被用于外商投资的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主化的深入,在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以沟通和协商为基础的自我治理趋势。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同"法无禁止则可行"的私法自治精神相契合,在社会治理中引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是在贯彻私法自治的精神,赋予公民活动以广阔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在简政放权的政治背景下,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能够弱化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不当干预,促进社会治理体系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它日益成为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一项有益尝试。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中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论析

"全面深化改革"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本语境。"全面深化改革"以破除公共治理中的既得利益进而塑造成熟的多元主体为指向,以公共事务的成功共同治理为抓手,借由共同成功治理公共事务可以生成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中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知识。公共治理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有效适用应然逻辑是,从基于底线伦理的中国特色出发,追求立足中国实际的多元主体的成长与成熟,关键在于实现执政依托与指归于"为人民服务",路径是重塑适应性的公共治理及其话语、完善公共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结构性矛盾”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制约中国发展和稳定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且与体制性问题相比较,社会结构问题更为根本。只有推进由体制性改革走向结构性的改革,才能有效破解中国发展目前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结合当代我国社会治理的实践反思,引入结构的视角,破解"结构性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和目标方向。通过社会资源的统筹和分配,规则制度的确立,不断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有序。     

“运动式治理”缘何长期存在?——一个本源性分析

尽管运动式治理因其内在缺陷受到诟病,但从本源性分析框架出发解析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源生动力,有利于更加客观地看待运动式治理。相对有效性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绩效合法性。这种有效性不仅表现为问题导向的有效性,还表现为结构导向的有效性。可替代性治理工具供给不足是运动式治理长期的现实合理性。只要供给不足的现状依然存在,运动式治理就将有存在空间。与本土治理生态天然契合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源生动力。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在承认运动式治理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其应用范围、限度和方法等问题,并思考如何规避其潜在风险或负面影响。     

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态内涵与实践路径

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是"生态"问题,只有厘清了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态内涵,才能采取正确的实践行动。中国在经济发展、工业化过程中,生态压力呈现,像雾霾、水质恶化之类的生态问题不断。"生态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中国人选择了一条继承西方优秀思想又不同于西方的生态道路,我们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它是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之路。依生态逻辑,中国生态治理从新法律法规方面迈向绿色发展,从多元主体共治上着力绿色发展,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实现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