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对韩国的影响与韩国的应对——兼论中韩经济合作的趋势

韩国对中美贸易摩擦保持高度关注,认为这不仅是贸易逆差的问题,更是大国间的权力之争,而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韩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尽管有个别声音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可能给韩国带来新机遇,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韩国股市、出口贸易、国内生产总值等均受到负面冲击。除此之外,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全球价值链重塑和大国竞争加剧,给韩国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面对挑战,韩国可采取的措施并不多,主要致力于开拓新的市场、保持中立态度以及加强多边合作。从长远来看,中韩共同利益依然存在较大挖掘空间,两国应致力于尽快达成新的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加强在新技术商业化应用方面的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     

财富与权力的交织——对美日贸易摩擦的多重考察

美日同盟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贸易摩擦迅速“政治化”的过程,经济矛盾的激化与政治、安全关系的强化相互交织,双边关系经历了“U型”的发展模式。美日贸易摩擦不仅是国家间经济利益调整的结果,也是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差异,国际体系结构松散或紧密的趋向,双边政治、安全关系以及国内集团政治利益等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本文试图对美日在20世纪末期贸易摩擦激化背景下的同盟关系作一个多层次,较为立体的解析,试图说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美日关系发展的规律和模式。     

2019年台湾经济形势综述

2018年下半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台湾经济环境也被波及。同时,由于部分美国贸易订单由大陆转移至岛内,加之两岸产业合作进一步密切,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全球经济下行给台湾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台经济统计部门数据,2019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73%。     

中美贸易利益争端与贸易摩擦研究——基于贸易差额演化的视角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美贸易差额快速归属中国,美国频繁采用反倾销调查、发动知识产权争端、利用产品缺陷诋毁中国制造、利用WTO规划实行贸易摩察等方式对中国进行制裁和干预。实质上在中美贸易差额中美国享受了重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中国政府必须树立科学的对外贸易利益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贸发展方式转换,鼓励本国企业赴美投资。     

中美贸易摩擦历史回顾、原因分析及解决政策

自1980年第一起贸易摩擦开始,两国贸易摩擦呈现出形式多样、手段多样、范围广泛、频率加快的特点,两国意识形态、战略目标、国家利益的不同,让贸易摩擦具有了政治色彩。解决贸易摩擦,中国要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竞争优势,注重"中国创造";政府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实现利益最大化。     

我市自行车行业遭遇国外贸易壁垒情况及对策研究

自行车是我市传统重点出口产品,也是我市进出口公平贸易预警产品之一。近年来,我市自行车产品出口频遭国外贸易壁垒影响,既有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贸易救济措施,也有形形色色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特别是欧盟持续多年的反倾销措施,对我市自行车产品进入欧盟市场形成严重贸易壁垒。为全面了解我市自行车行业遭遇国外贸易壁垒情况,指导和帮助我市自行车企业有效应对国外贸易壁垒,稳定和扩大自行车产品出口,     

中美贸易摩擦研究综述:成因、影响及对策

本文结合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新形势,回顾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着重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造成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结果显示,商品结构失衡、产业结构不匹配以及经济制度的差异等是诱因,经济不景气引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为贸易摩擦提供了重要背景,中国出口市场过于依赖美国增加了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在分析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原因及其对中美和世界经济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合理利用并推动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向价值链上游经济体寻求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技术创新等建议。     

特朗普时期美日贸易摩擦的缘起、分歧、特点与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对日本挑起贸易摩擦。究其原因,既源于美国对日贸易巨额逆差的存续,还受到特朗普对日贸易理念的驱动以及个人决策偏好的影响。其核心分歧体现在货物贸易、贸易规则与汇率问题三个方面;特点是摩擦烈度相对不高、政治引领色彩明显、货物贸易优先突破;影响在于美日双边贸易结构趋于"相对平衡"、日本国内对美国的负面认知有所提升、日本更加重视多边贸易体系建设、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路径更加多元。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于近期与日本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但随着多边贸易体系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从长远看,在今后的美日贸易中日本仍可获得一定优势。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同时,与美国政治关系良好、在制度和文化上与其接近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一起,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的缩小、制度和文化(观念)差异等体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性因素,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国国内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提升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2019年台湾对外交往综述

2019年,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当局继续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顽固坚持所谓“倚美日抗中”路线,频频挑衅两岸关系底线,挑战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的普遍认同,致使台湾对外交往陷人重重闲境。一、沦为美国"印太战略"棋子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战略博弈,蔡英文高调对美输诚,反复展现其甘当美国制华“马前卒”的奴颜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