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探析——以湖北省黄梅县大河镇为例

实践经验表明,对农民"赋权",让其参与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各个方面,是保障改革顺利实施的关键。同时,为纠正农民的有限理性,参与式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仅需要农民的参与,而且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全面的、广泛的参与。     

公开商业数据爬取行为的规制路径

公开商业数据源于个人数据,形成于数据收集技术,是独立于个人数据的数据类型。劳动说与激励说无法成为公开商业数据赋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赋权保护路径既违背传统权利生成过程且实践效果存疑,并最终可能导致权利泛化。然而,如果摒弃赋权保护路径,完全放任公开商业数据被肆意爬取,可能会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从而阻碍市场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不预设具体利益而只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行为谴责式”判断范式,完全契合规制爬取公开商业数据行为的谦抑性。现阶段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类型化条款无法提供救济,适用一般条款规制爬取公开商业数据行为是较为妥当的方案。     

数字赋权与数字平权：迈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治理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要以“做大蛋糕”夯实富裕基础,又要以“分好蛋糕”公平共享发展红利。随着数字技术的嵌入与应用,数字治理日益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工具。以数字赋权夯实富裕底数、以数字平权共享数字红利是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部门结构壁垒的“智”“治”分离、数字技术供给滞缓、公众数字应用能力孱弱等数字化赋权障碍,以及社会空间的“数字鸿沟”、组织系统的“数据壁垒”等数字化平权漏洞,是数字化增进共同富裕的治理难题。共同富裕应兼顾“共同”之“舵”和“富裕”之“桨”的两维,以“平权”为“赋权”共同富裕的数字化发展,一方面,从数字“用户运行”自治、推进数据开放的区域联盟、锚定“反数据歧视”的价值平衡等数字平权工具提升共同富裕的成色;另一方面,则从“智”“治”互嵌的结构优化、普惠与可及的数字红利场景应用、公民数字素养与应用能力培育等数字红利赋权共同富裕的增量。     

共识驱动、主体吸纳与开放赋权：合作治理中多元主体关系的再思考

发轫于西方的合作治理概念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践中多元主体地位不平等的现状也引发了学界对其本土适用性的质疑。已有研究通常将该问题笼统地归因于中外国家社会关系和治理情境差异,却对合作治理理论本身缺乏反思。为控制情境差异,研究直接以苏格兰的合作治理实践为案例,发现即使在社会组织发达的西方,社会主体依然是在政府主导的合作治理体系中有限地享有平等地位和决策权。通过共识驱动、主体吸纳和开放赋权,苏格兰政府实现了对多元主体治理力量的整合。这样的机制设计建立在内生动机、成熟能力和包容环境等促成要素基础上,反过来又进一步作用于促成要素。由此展开理论反思,合作治理强调的主体间地位平等并不能超越权责对等的基本合作法则,多元主体只能获得与其治理能力匹配的地位和决策权。作为聚合最多数民众意志表达和权力让渡的主体,政府现阶段不可能也不应该从实质上退出社会治理体系的中心。相较继续执着于概念争鸣,理论界和实践界应将关注重心转移到真实折射多元主体关系的机制设计和促成要素上,二者的建构培育及互动关系才是关乎合作治理成败的关键。     

国际发展项目中妇联组织的无赋权参与

在众多大型国际发展项目中,妇女参与是项目获得与实施的话语需求。这些项目在实践中一般由行业部门按专业领域实施。行业实施部门在与其他部门如妇联组织的合作中存在对资源与权力的竞争,他们往往邀请妇联组织出席项目的各种活动,但并没有对妇联组织实行真正的资源赋权,因此妇联组织在项目中并没有真正参与,只是被动地参加。妇联组织与行业实施部门在项目实施中有明显的互补作用,应赋权妇联组织共同参与发展项目。     

论业主委员会维权实务的若干法律问题

关于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和法律地位的规定,现行物业管理立法上普遍存在制度缺位的现象。这对业主委员会在物业纠纷中的维权行动十分不利。本文从对业主委员会应以赋权性而非限权性规定为主的立法思路出发,对实践中常见的若干业主委员会维权实务问题作出法律分析,并提出相关立法思路。     

土地流转制度的经济伦理学解读

为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允许农民进行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政策。从经济伦理的角度解读，此举标志着政府处理“三农问题”伦理原则的重大转向，实现了从多予少取的补偿性公正原则到赋权放活的应得公正原则的转型。     

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公共政策的赋权性分析——中国和韩国国家层面公共政策的比较

本文介绍了赋权的理念,阐述了赋权性别政策的概念及其特点,通过对中韩推动性别平等,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公共政策进行赋权性分析以及国家层面执行机制的比较,指出,增强政策的赋权性是值得中国重视的政策创新点。作者认为,应基于中国国情深刻理解赋权妇女的理念,并将其融入法律政策及实施过程之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赋权途径,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公司法“规范错配”与公司章程自治法律风险

随着公司章程自治意识的增强,实践中的公司章程逐渐摆脱过去照搬公司法之旧习,个性化色彩愈见浓厚。近年来,实践中关涉公司章程的法律纠纷越来越多,且涉章案件经常成为司法裁判中的疑难案件甚至悬案。究其原委,我国现行《公司法》所存在的规范错配问题乃是引发形形色色的涉章纠纷的关键性制度诱因。现行《公司法》所存在的强制性规范设置失当、法律规范属性难辨以及要件缺失等问题,造成了章程与公司法之间的规范缝隙,增加了公司实施章程自治的法律风险,亦为司法裁判中同案不同判现象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儿童权利的证成

儿童不能亲身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在历史上曾不断被赋权。《儿童权利公约》和我国《未成年保护法》规定了广泛的儿童权利,但在现实中却发生了儿童的危机,儿童是权利主体的观念尚未被普遍接受。儿童、童年本身值得尊重,儿童存活需要尊重,儿童应获得父母和国家的尊重和保护,反对对儿童的任何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