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供应链人权尽职调查义务立法：理念与工具

2021年《德国供应链法》是近年欧美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护立法的典型代表。该法既体现了德国纠正供应链人权保障软法机制失灵的客观需求,也展示了其在该领域树立“德国样本”的主观意愿。规制理念上,该法选择强制性特别立法的方式将人权与环境权益之保护纳入立法目的。实施上,该法依赖监管部门的公共执行机制。规制工具上,企业供应链一般性尽职调查义务与类型化的具体行为义务构成核心实体工具,而特别诉讼担当、联邦经济与出口控制局的监管职权和行政惩罚措施构成了核心程序性工具。影响上,该法规定的法律义务会通过合同、行为准则等方式进行“传递”,不仅将提高中资企业合规成本与诉讼风险,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形成冲突,而且也会诱发跟随性立法,威胁我国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对此,微观层面,需要完善企业合规制度,依法保障雇员权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宏观层面,则应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强化《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遏制《德国供应链法》的不当域外适用。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实践检视及调适路径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转型期我国治理事故灾害的重要手段,其本质上属于风险管理的制度工具。基于风险控制而产生的保障义务,应作为不同层面法律责任划分的依据。现阶段,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度仍面临边界不清、执行不到位、尚未形成治理合力等实践难题,不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进一步释放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制度效能,需要在公共安全治理的框架下,完善安全生产治理结构,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体系。     

在华植树的15年——“日中友好21之会”的脚步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年近九旬老人曾我祐次先生率日本"日中友好2l之会"成员访华的第15个年头。2001年起,曾我老先生满怀日中友好之情,不顾重病缠身、年事渐高,每年坚持到中国中西部地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带动一大批日本社会各界民众参与其中。15年来,曾我老先生以及"日中友好21之会"的朋友们见证了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也经历了中日关系十几年来的起起伏伏。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里,我们书面采访了曾我老先生及来华植树的部分成员,将通过连载的形式,共同回顾他们15载植树历史,倾听日本民间对中国和中日友好的心声。     

服从与秩序——试析政治义务的实践方式

政治义务与政治权威一样,都是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它们都代表着政治领域特有的实践方式.政治义务作为每个普通公民都应履行的实践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着最广泛的受众和人群,成其为普遍的政治行为方式.然而人们对政治义务的本质有着似是而非的理解,总是把和它有着一定外在联系的非本质因素相混淆,从而消解了政治义务自身的应有之义.本文尝试通过厘清人们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分析出政治义务内在的实践逻辑,从而揭示政治义务的本质.     

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取向与制度重构

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经过多方争论与深入讨论之后,许多制度,如亲属制度、无效婚姻制度已达普遍共识。本文仅就尚存争议的制度进行探讨:禁婚亲制度、夫妻忠实义务制度、离婚救济制度、军人婚姻制度。     

试论董事的义务及责任－董事的侵权（直接侵权）责任初探

对于董事的义务及责任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公司法规定有所不同。义务是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 ,没有义务就无所谓责任 ,因此 ,要讨论董事所应承担的责任 ,应首先探讨其所担负的义务 ,否则对责任探讨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我们在此讨论的董事的侵权责任是董事对公司以及对董事对第三人 ,包括股东和股东之外的第三人的侵权责任。就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英美法系的法学家有不同的主张 ,有的认为董事是公司财产的受托人 ,此即流行的信托说 ;有的认为董事是公司的代理人 ,此即代理说 ;还有的认为董事既非受托人 ,也非代理人 ,而是一种…     

不负保密义务的劳动者不受竞业限制

案情回放 2010年4月30日,肖某与某医院订立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担任该医院注射室的护士.在师傅的带领下,肖某苦练基本功,在1年的时间内做到了给幼儿扎针一次成功99％的好成绩,赢得患者及其家属的好评,甚至有的患者就是因为肖某的扎针技术而选择肖某所在的医院就医.     

公司董事义务及其立法完善

以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为基本内容的公司董事义务体系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环节。我国公司法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义务体系的相关规定多有不妥之处,尤其是竞业禁止义务、不得进行自我交易义务的规定有失公允。有鉴于此,明确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地位,对幕后董事的控制行为进行规范,完善民事责任体系等,是今后立法上需要进一步做的工作。     

试论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

消费者知情权对应的主要是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我国现行《消法》克服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在于确立经营者的自愿说明义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上直接赋予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对《消法》的模糊性规定予以修正,明文规定经营者四种情形下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     

公民基本权利野视下国家义务的边界

国家义务直接来源于公民基本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保障。然而国家义务并不是绝对的,国家义务以国家权力为运行动力,过度强调国家义务将导致自由丧失殆尽,强调基本权利研究范式转变的同时必须研究国家义务边界。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理性和国家能力决定了国家义务所能达到的最大场域;从基本权利层面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是对国家义务的边界进一步的具体化;从具体法律原则层面看,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程序正义原则与公共利益原则决定着国家的实然义务边界。然而,确定国家义务边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注意国家义务边界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确定国家义务边界的各种机制应有共同的目标模式,国家保障基本权利应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