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业协会的起诉权制度探索

行业协会具有协调企业间矛盾、扩大和实现共同利益、促进和推动行业发展等功能。近年来,在国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不过在中国,行业协会在保护成员企业利益方面却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中行业协会的起诉权问题得不到明确是影响其作用发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法理上进行分析,我国行业协会在帮助成员维权或者保护整个行业的利益时完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已经得到实行。但是,这种诉讼与我国现行诉讼法上的每一种诉讼都不同,所以应该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法律对此进行规制。     

从证据角度完善疑罪不起诉制度

我国现行有关疑罪不起诉的证据制度及其运行状况,在法规的创制、实体内容和程序设计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检察机关行使疑罪不起诉权的法律效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所办理的疑罪不起诉案     

对环境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思考

我国目前的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在构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于原告资格规定过于笼统或狭窄，本文旨在通过对现有法律规定及环境行政行为的分析，在目前法律框架内进行扩充解释，从而为环境行政行为相对人和相关人在起诉权上提供更多回旋的余地。     

论我国现行民事起诉制度的完善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第二次修正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正有不少的亮点,但是,在理论界一直呼声很高的解决我国起诉难的问题上,除了相关条文顺序的变化外,在实质层面没有作出更改。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为最终裁决,民众为解决纠纷,会通过正当的方式去寻求解决,但当很多纠纷起诉到法院后,却因现行民事起诉制度的问题被阻挡在司法大门之外。如果民众连法院的门都进不了,连诉讼程序都无法启动,谈何司法对权利进行保护?那么民众只能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私力救济,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必定混乱,这与我们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背离。因此,为解决起诉难问题,重构我国的民事起诉制度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政府信息公开领域起诉权的滥用和限制——兼谈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的价值

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重要立法宗旨。但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不明确、不完善等原因,在正常的信息公开申请之外,极少数当事人利用现有立法漏洞提起了大量非正常申请,给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带来不小压力。针对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非正常申请和起诉权滥用,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在保障正当的信息公开申请权的同时,也应积极采取措施,通过立法目的解释,填补现有立法的漏洞,依法限制极少数当事人的非正常申请和滥诉。在相应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出台前,人民法院也可通过个案的裁判,不断探索滥诉的认定标准和限制方法,为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鲜活的实例。     

检察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健全和强化人民检察院在三大诉讼中的公诉职能

当今,世界各国在确定检察机关的性质时有一共性,即客观存在这样的理念——检察机关应当是一个完全立足于公正和正义的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有权代表国家利益、社会公益提请法院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提请法院确认某一民事法律关系或某一行政法律关系的效力,进而追究违法者的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因此,检察机关在三大诉讼中应有公诉权的根据,亦在于此。具体来说:     

相对不起诉权的控制与制度延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了相对不起诉制度：“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相对不起诉权是指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在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从刑事诉讼客体看起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作用

刑事诉讼客体是指刑事诉讼主体实施诉讼行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指向的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从刑事诉讼客体的角度,起诉权对审判权应起制约作用,因此,法院无权任意改变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