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领域起诉权的滥用和限制——兼谈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的价值

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重要立法宗旨。但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不明确、不完善等原因,在正常的信息公开申请之外,极少数当事人利用现有立法漏洞提起了大量非正常申请,给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带来不小压力。针对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非正常申请和起诉权滥用,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在保障正当的信息公开申请权的同时,也应积极采取措施,通过立法目的解释,填补现有立法的漏洞,依法限制极少数当事人的非正常申请和滥诉。在相应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出台前,人民法院也可通过个案的裁判,不断探索滥诉的认定标准和限制方法,为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鲜活的实例。     

浅谈民事诉权及其保护

由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诉权本应受到高度重视和特殊保护,然而,不论是在生活习惯、立法活动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公民的诉权遭到冷落、侵害、甚至践踏的案例却是屡见不鲜,加强司法监督和完善司法相关原则与制度在我国已迫在眉睫。     

应加强相对不起诉中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我国1996年刑诉法废除了“免予起诉”这一提法．设立了相对不起诉制度。由于该制度具有终止诉讼的程序效力，理论界仅将其作为保障人权措施来研究，忽略了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障。相对不起诉对犯罪嫌疑人真是百利而无一弊吗?犯罪嫌疑人对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是否应该拥有保留的权利呢?等等，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检察机关控诉权的保障与限制

检察机关控诉权中的保证被告人到庭受审权受到来自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干扰,必须调整立法予以保障。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案件中的赃款、赃物处理程序存在明显的欠缺,导致公诉机关行使部分审判性权力,应通过修改与补充相关规定加以限制。     

关于控制不起诉率的几点思考

对于是否应该控制不起诉率的问题。近年来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是应取消对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因为采取比例控制的办法，硬性控制不起诉率，结果可能造成一方面忽视客观实际，容易使罪行、情节相当的犯罪分子因不起诉数量的限制，而遭受不同待遇；另一方面容易束缚办案人员的手脚．过分珍惜有限比例，对哪些该诉、哪些不该诉．举棋不定．执法界限模糊。另一种观点是不仅不能取消、而且还要加大对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如果不采取比例控制来加大对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限制．将会导致不起诉权的滥用，进而导致错案甚至带来司法腐败。     

人权视野下民事起诉制度

司法实践中“起诉难”问题的立法根源即在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高阶化”的起诉条件,裁判请求权作为公民程序性人权要求我国必须降低起诉条件以保障公民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从而保障其合法权益,因而从人权的视角出发变革我国的民事起诉制度、转变立法和司法观念才能真正改变目前“起诉难”的现状。     

论相对不起诉权的构建与完善

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原刑诉法中的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正，其中规定了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权。相对不起诉权是指《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如何认识检察机关的相对不起诉权，从理论和实务上把握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司法适用、法律救济、司法改革和立法构建，是摆在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拟就上述问题，阐述个人粗浅见解。     

论日本检察制度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正在日本,检察机关叫做检察厅,日本检察厅包括最高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区检察厅四类。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日本检察机关享有对犯罪进行侦查、对刑事案件实行公诉、请求法院正当适用法律等多项职权。学界一致认为日本检察制度起源于法国,而后深受德国影响进行改革,二战后受到美国影响。一、日本检察制度的发展历程(一)法德对日本检察制度的影响     

浅议刑事起诉模式

考察现代法制国家，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主要有两种模式。 起诉垄断主义模式和并行主义模式。起诉垄断主义又称起诉独占主义，是指犯罪追诉权，亦即刑事诉讼起诉权仅为国家公诉机关独享。作为公民的个人，不具有向裁判机关提起对犯罪行为进行裁判的诉请的权利。采取起诉垄断主义的代表性国家是法国和日本。     

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面临的问题和完善

本文选取公诉变更权的一项权力,从撤回起诉权在法律上、实践上存在的问题入手,立足撤回起诉权的规范、有序行使,最后结合司法实践,提出了相关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