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从海南推广至全国,数字贸易试验区升级为示范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在9月2日开幕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上,中国亮出一系列新举措,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增添动力。     

作为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监管工具的标准合同条款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8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标准合同”,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的监管工具。标准合同条款既拘束进出口双方,亦具有第三人保护功能,形式上是合同条款,内容上由国家预先决定并强制纳入,兼具个别规范和国家法规范的双重属性。进出口方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合同的主给付义务,是法定义务的合同化,包括个人信息安全义务,个人信息安全事件的通知、补救、减损义务,告知义务,目的限制义务,合规审计义务等。基于受益第三人条款,个人信息主体享有更正、删除等权利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国家网信部门制定标准合同条款构成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具体化适用,应限于授权范围,遵循比例原则,合理确定条款的强制使用机制和内容强制程度。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10周年回顾与展望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10周年以来,不仅有效打击并遏制了跨境违法犯罪活动,持续维护了湄公河流域的安全与稳定,而且还较好地开展了救助服务和帮扶援助活动,并成功地开创了国际执法合作典型与示范。四国联合巡逻执法10周年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实际效果分析,需要充分激发各方主动性;从具体对策而言,应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从关键环节探究,离不开参与方的赋能赋权;从前景展望来看,仍需完善长效的协同措施。针对目前联合巡逻执法的不足及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加强警情研判和风险预警,注重犯罪预防;重视科技赋能,发挥现代科技的支撑作用;注重人文交流,调动沿线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深化合作机制,共筑联合巡逻执法共同体等,这些措施将成为今后的努力方向和着力点。     

欧盟个人数据治理进展、困境及启示

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可谓是其参与个人数据治理的重拳.GDRP框架下欧盟的执法监管已进入常态轨道,但仍面临不少挑战,如成员国执法存在"集体行动困境"、监管框架对企业规制力有限、跨大西洋间数据传输机制陷入"法律真空"、治理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式微等.造成困境的主要因素有欧盟内部的不一致性、大型互联网企业具...     

数字经济背景下“一带一路”跨境数据传输的法律规制

数据流动已成各国竞相争夺的重要生产要素资源。为促使“十四五”时期“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更具活力,倡议发起者有必要在考察分析沿线各国跨境数据传输规制目的指向基础上,理性剖析当前域外监管法律规范及潜在不足,从跨境数据传输的国际协作、立法规制、执行完善、评估监督、行业自律等方面作出回应和变革：在跨境数据传输实施前,选适多边、双边合作形式,培育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数字世贸组织,建立“东数西存”存储中心,加强既有国际组织沟通交流;在数据流动准备阶段,以柔性治理“软法”合作为基础,完善“硬法”规制,构建数据合理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在数据传输中,督促各国设置级别业务对应的执法机构,形成多元主体执法队伍;在数据跨境传输中后端,差别化规范目的评估,对数据全程流转嵌入监督问责机制;在数据传输末端,建立第三方数据行业保护认证机构,细化自律标准,将数据传输保护理念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带一路”跨境数据传输共治之路。     

论跨境数据流动的内涵与原理

通过以技术发展、作用对象和概念术语为视角对跨境数据流动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并分别从“数据” “跨境”和“流动”三个维度把握其内涵与外延,发现数据跨越国界并非跨境数据流动的必需环节,不发生地理位置变化的跨境访问也可实现数据被境外主体掌控的效果.因此,将跨境数据流动界定为一国非公开机器可读的数据,可被境外主体控制或处理的过...     

外包策略优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日趋激烈的竞争、经营环境的迅速变化及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外包策略的产生和应用,外包策略在节约成本、整合外部资源及形成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的优势,促使其迅速发展。外包作为一种有效的竞争策略,具有很多优点,但选择不当,同样会带来很多问题。在决定是否采取外包策略之前,企业应综合考虑一些影响因素。     

证券跨境交易的监管模式研究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主旋律。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也日益国际化。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一方面为全球资本实现了跨国境的自由融通,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为证券跨国从事各种不法行为提供了广阔的便利空间。针对证券跨境交易的不法行为,现行有效的监管模式应该是:在强化单边法律监管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监管的协调。     

论跨境电子证据司法协助简易程序的构建

跨国网络犯罪的增加使得跨境电子取证的实际需求日益旺盛,我国在2018年颁布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目的之一是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为我国履行国际条约义务提供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跨境电子取证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网络主权、司法管辖权理论使得单边取证存在着非法性可能。传统跨境电子取证因数据本地化存储和"倒U型"取证结构而效率不高。现有的国际司法协助程序繁杂、时间冗长,无法满足打击跨境犯罪和电子证据取证的现实需求。因此跨境电子取证的简易程序构建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对现有司法协助程序进行适当简化,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效率性原则,构建境内外双方执法者直接合作方式合法化、派员调查取证方式、建立个案电子取证协助机制三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