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

(续上期 )云南跨境民族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部分主要论述维护跨境民族地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对策与措施。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反对不正确的、歧视少数民族的民族观 ;二是依据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制定合理的民族政策 ,逐步消除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 ,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三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 ,打击违法犯罪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四是评析对策与措施的实施效用     

引进职业客体 成就职业主体——承接跨境外包的劳动社会学分析

本文通过对职业主体和职业客体的分析 ,发现我国职业主体十分丰富而职业客体不足 ,这是我国劳动力就业压力巨大的根本原因。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发达国家丰富的职业客体有向廉价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冲动 ,亚洲“四小龙”等国通过承接跨境外包大力引进职业客体解决了职业主体的就业问题 ,带动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开始了大量承接跨境外包引进职业客体的过程 ,解决了相当多的职业主体的就业问题 ,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云南边境地区跨境赌博违法犯罪的治理对策

云南省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接壤,边境地区跨境赌博问题严重影响着云南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影响着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治理对策:1、建立情报网络;2、建立健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机制;3、加强边境、金融管理;4、加大打击力度;5、制定相关法律法规;6、建立禁赌工作长效机制。     

叶林:跨境监管合作难题待解

中美针对证券市场监管的合作,已经讨论了很久,在中概股危机爆发之后,此问题再次成为热点。但跨境监管需要在两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资本市场环境甚至商业文化、投资者习惯等各个方面达成协调,只能是逐步对接,而非一次到位美国SEC拿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开刀",被认为是中美未能达成资本市场监管对接的无奈之举,同时也被认为是在向中国监管机构施压。SEC希望借此督促中国监管层和美国监管层进一步加强沟通,早日达成跨境合作协议。在中概股危机尚未退去、国际资本市场形势不明朗的当下,深度探讨资本市场跨境监管合作,显得更有必要。     

跨境人身安全与法律保障

人身安全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身安全若无保障，何谈人权-问题。在一国境内，法律总会作为最后的防线维护公民的利益与安全。可是如果侵害公民利益的行为发生在境外，便会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法律因而无法提供如国内法一样直接和便捷的救济途径。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与境外在文化、经济、政治各个领域的交往愈发频繁，国人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或长期移居海外，或定期学习交流务工，或短期出境旅游。根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2011年上半年，我国内地居民出境3220．5万人次。     

团伙利用婚恋网站跨境骗情骗财

假借婚恋交友进行网络诈骗．骗取多名国外华人女性的钱款。近日，福建省云霄县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将何添生、何绍宗、罗艮顺、罗秀丽、罗勇金五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从2012年9月起，     

监管联席会议:跨境银行集团监管的制度创新

监管联席会议是相关监管当局组建的、旨在持续性地加强跨境银行集团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常设机制。它是次贷危机催生的一项金融监管机制创新,是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为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而推行的一项全球化制度安排。监管联席会议一般以银行集团的母国监管当局为主导设立、以当局签署监管谅解备忘录为前提条件、以灵活的组织结构为基础运行,具有促进监管信息交流、协调监管行动和加强危机管理等重要制度功能。该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和推广,体现出银行监管理念的重大革新,即强调单一监管与并表监管良性互动、日常监管与危机管理统筹兼顾、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有机结合。     

跨国公司跨境迁移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为追求特定的目的,跨国公司常常通过子公司和分公司等方式实现不同法域间的跨境迁移。跨国公司跨境迁移不仅可能导致公司自身国籍和属人法的改变,还可能对一国经济和法律秩序构成挑战。因此,我国应当对现行冲突法规则所采用的标准加以明确,同时也应当对可能适用跨国公司跨境迁移的实体性规则加以改进,从而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维护我国正常的经济法律秩序。     

破局创新,探寻临县的脱贫之道

寒冬腊月,八九点钟的光景,临县电子商务管理中心负责人高利明正匆匆跑向小甲头村的村口。他刚接到几位电商平台合作者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约定的地方,要他去接一接。高利明边跑边琢磨,一会儿要先带这些人去村民家里查验最新产出的红枣,然后再商量下一步合作事宜。     

“电子查验”:3秒验放一名跨境学童

“小朋友请坐好,看着这个镜头。”2019年11月5日,在深圳湾口岸出入境自助查验信息采集中心,边检民警正耐心地指引学童完成信息采集。很快,一张硬币大小的电子标签就办好了。在深圳口岸通关旅客中,有3万多名家住深圳的香港籍儿童办理了电子标签。他们就读于香港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每天需要往返深港两地上学,其中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十二三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深港跨境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