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子证据在网络赌博取证中面临的困难及采取的措施

自2004年11月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抓获了一批涉赌犯罪嫌疑人,摧毁了一批赌博窝点、网站,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取得了初步成果,有效地遏制了网络赌博违法犯罪发展蔓延的势头。但是,净化网络空间仅靠专项行动还远远不够,如果缺乏相应的长效机制,网络赌博违     

打击跨境毒品犯罪中控制下交付的思考——以国际执法合作为视角

随着互联网及跨境电商的发展,跨境毒品犯罪存在流动性大,取证困难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传统的打击毒品犯罪的方法和手段很难将犯罪链条一网打尽.因此,控制下交付成为各国在打击跨境毒品犯罪中的重要手段.借鉴国外控制下交付的先进经验,从完善法律程序,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灵活选择控制下交付类型,建立健全相关证据制度等...     

论单边跨境数据调取中的管辖权冲突

在数字时代,各国政府都有跨境调取数据的执法需要,然而,绕过数据存储地国同意的单边跨境数据调取引发了数据调取国和数据存储地国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分析单边跨境数据调取在国际法上合法与否的关键在于：在立法管辖层面数据调取国是否对境外数据具有国际法上接受的真正联系,在执法管辖层面跨境调取数据的执法行为是否归属于域外执法。国际礼让原则等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单边途径对于解决单边跨境数据调取管辖权冲突作用有限,构建跨境数据调取的多边合作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在外交场合中历来坚持尊重他国数据主权的基本立场,我国应当积极参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判,在公约中构建协调跨境数据调取管辖权冲突的多边规则。     

论跨境数据流动的内涵与原理

通过以技术发展、作用对象和概念术语为视角对跨境数据流动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并分别从“数据” “跨境”和“流动”三个维度把握其内涵与外延,发现数据跨越国界并非跨境数据流动的必需环节,不发生地理位置变化的跨境访问也可实现数据被境外主体掌控的效果.因此,将跨境数据流动界定为一国非公开机器可读的数据,可被境外主体控制或处理的过...     

中越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支持——以浦寨—新清跨境旅游合作区为例

跨境旅游合作是目前国际旅游和边境旅游研究的热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与推进,跨境旅游合作愈显重要。广西作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与越南有关省市开展跨境旅游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双方的跨境旅游合作也已有了一定的基础。本文以中越浦寨—新清跨境旅游合作区为例,分析中越跨境旅游合作区的建设背景、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旅游管理、健全沟通机制及相关财税支持的政策建议。     

家国与个人——中老跨境婚姻失败案例的人类学研究

中老两国是地缘关系上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着诸多的交流,两国边民跨境通婚数量的迅速增长就是两国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的彰显。中老跨境婚姻数量增长的同时,由于社会文化调适失败而导致的跨境婚姻失败案例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跨境婚姻失败群体的社会再流动凸显其向上流动的经济理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国边境地区跨境人口流动治理的成本。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出发,结合多重组织化力量来改变跨境婚姻中老挝媳妇的弱势地位,才能有效降低跨境婚姻的失败率,规避跨境婚姻失败群体二次流动带来的社会风险。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数字经济背景下“一带一路”跨境数据传输的法律规制

数据流动已成各国竞相争夺的重要生产要素资源。为促使“十四五”时期“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更具活力,倡议发起者有必要在考察分析沿线各国跨境数据传输规制目的指向基础上,理性剖析当前域外监管法律规范及潜在不足,从跨境数据传输的国际协作、立法规制、执行完善、评估监督、行业自律等方面作出回应和变革：在跨境数据传输实施前,选适多边、双边合作形式,培育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数字世贸组织,建立“东数西存”存储中心,加强既有国际组织沟通交流;在数据流动准备阶段,以柔性治理“软法”合作为基础,完善“硬法”规制,构建数据合理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在数据传输中,督促各国设置级别业务对应的执法机构,形成多元主体执法队伍;在数据跨境传输中后端,差别化规范目的评估,对数据全程流转嵌入监督问责机制;在数据传输末端,建立第三方数据行业保护认证机构,细化自律标准,将数据传输保护理念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带一路”跨境数据传输共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