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与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明显处于弱势.新生代农民工话语权建构与选择,是他们融入城市的基础,各级部门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政府层面解决话语权“支撑点”问题;在社会层面解决话语权“外环境”问题;在主体层面解决“源动力”问题;在社区层面解决话语权“落脚点”问题,用制度与机制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实现.     

文化融入策略与恐怖组织的认同

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非对称条件下的俄美关系思考

随着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总体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俄美战略失衡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在非对称条件下,俄罗斯仍时常对美国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呈现出与国力对比不符的双边互动态势。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自我定位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出于维持全球性大国形象的目的,在美国延续对俄罗斯遏制战略的背景下,俄罗斯愈发倚重包括战略核打击力量在内的国防能力,并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努力在大国关系中纵横捭阖。执行这种力有不逮的外交路线,对俄罗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弊大于利。     

“后真相”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

在"后真相"时代,"另类事实"在社交媒体空间泛滥,人民的信念与可观察的事实背道而驰,人人竭力抢占舆论先机,意图争夺话语权。"后真相"现象是"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社交媒体助长了认知偏误,市场诱因导致假新闻泛滥。"后真相"现象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造成冲击,"后共识"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民粹主义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后真相"时代,应提高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功能;掌握网络议题设置权和舆论引导权;强化法治观念,加快网络技术革新,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形成新媒体场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洪流。     

南联邦民族认同话语建构失败及反思

在现代国家生活中,话语建构有三种基本路径,即舆论、政策和教育。在研究南联邦解体的历史教训时,我们发现,恰是在舆论、政策及教育的民族认同话语建构上的失败,最终招致南联邦的解体。反思南联邦的历史教训,可从中获得重要启示。     

制度视阈下东盟区域安全机制建设路径研究——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安全形势趋于缓和。东盟加强制度建设,在区域构建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核心的大多边、小多边和双边的安全机制,深化了与周边国家的对话和安全合作。然而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位,当前东盟地区论坛面对从国家、国家间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制度限度,使其安全机制建设步履维艰。为此,可沿路径依赖方向对东盟地区论坛进行制度建构,也就是推动东盟地区论坛从异质走向同质、从低领域到高领域、从弱安全机制到强安全机制。     

族性视野中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比较研究——基于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经验观察

族性是影响多民族国家安全及其族际政治走向的关键变量。它既能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维护国家安全、有助于民族国家建构,也能导致族际政治冲突、危及国家安全、阻碍民族国家建构。以"族性"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梳理及其族际政治问题的比较,其共性特征包括:族际政治问题的分析单位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虽然发生在现实中的多民族国家,却往往带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政治与文化边界的重叠是族际政治问题产生的逻辑起点;国内不同民族群体无法得到平等公正对待是导致族际政治问题的核心因素;军事专政和腐败会增加族际政治问题的风险和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解决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一个在历史上和观念中都不曾存在的国家民族能够超越族性分界而被成功建构。结合两国国情提出应对策略:寻找重叠共识,建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国族共同体;借鉴差异政治和差别公民权利思想,探寻积极回应不同民族群体正当利益诉求、实现各族人民成果共享、利益均沾的政治制度、体制和机制;消除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惩治腐败;探索包容促进多语言、多宗教和谐相处的民族政策。     

新闻自由与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冲突与解决——以北京李某案媒体与司法关系为参鉴

禁止媒体披露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是少年司法体系最显著的标志,也是保护未成年犯罪人"最大利益"的根本措施。虽然该项"保密原则"受到了很多的非议,但是大多数国家仍旧依据"保密原则"来对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进行保护,并且这也是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利益的必然要求。虽然我国也有关于禁止媒体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规定,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规定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身份认同问题是原苏联空间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难题,而克里米亚长期的身份认同困境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是国际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政策。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的矛盾,使得克里米亚的身份归属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之后的克里米亚陷入了身份构建的困境之中。后苏联时代的克里米亚共有三条可能的身份建构路径,分别是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入,建立乌克兰身份;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入,建立克里米亚的独立地区身份;以及推动民族认同的深入,回归俄罗斯身份。但在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践中,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以俄语为共同语言,在俄语的历史叙事中,乌克兰的缺位和鞑靼人的反面角色使其难以通过历史叙事的重构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地区认同。同时,由于长达数百年的俄罗斯化过程,整个半岛的符号体系完全俄罗斯化,无论是地理名称、城市雕塑、政治符号抑或是文化标签,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印记。在原苏联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下,乌克兰中央政府无力主导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建构。而克里米亚人为了平衡来自基辅的外在压力和来自鞑靼人的内在压力,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在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并重新寻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在俄罗斯身份认同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克里米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产生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分离主义运动,在1994年,整个分离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有利的国际背景,在没有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瓦解了90年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但始终没有办法推动克里米亚地区形成乌克兰身份的建构。最终,在2014年3月,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成了克里米亚事件的导火索。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也再次证明,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那么它始终都将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