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

民事公益诉讼的提出是当前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大量涌现却得不到适当解决的情势所需.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立法者基于其客观需要和民事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而预先设定的理想目标.它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由此论及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则、管辖、原告资格认定、诉讼受案范围、证明责任分担、诉讼费用等内容,目的是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全面确立有所裨益.     

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

当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处于身份认同模糊的状态,并且大部分农民工倾向于认同农民这一制度性身份。经SPSS统计软件回归分析后发现,务农时间、进城期望、进城时间、市民朋友数量、社会交往情况、生活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农村传统生活方式认同度、未来打算这几个变量显著地影响着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的诉讼形式越来越普遍,然而相配套的制度建构却比较贫乏,这些问题也体现在对知识产权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侵害上。文章对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内涵进行探索性的界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进而提出一些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建议。     

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标准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著作权法在独创性表达之上创设的稀缺性和激励转移至表达背后的智力投入,即提示词的迭代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由此具备可版权性基础。现有反对意见过度关注作者身份问题,造成诸多论证困境。“意志论”未能区分作者的范畴意图和语义意图,忽视了所有作品的表达内容均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为作者的自由意志所决定、预见和控制,且诉诸“创作辅助人”条款将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无法成立。而“过程论”将作品可版权性与具体创作方法联系在一起,不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则和目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标准应该从作者身份转向独创性。由于排他权范围极其有限,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适用最低限度独创性理论不会造成权利“井喷”现象。     

“地理本体论”的提出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建构

当今中国的文学本体论研究面临着地理维度的缺失。站在文学地理学的立场上提出构建文学“地理本体论”的设想能在一定意义上引导文学地理学对文学的本质、起源、发生、形态与发展等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形成和完善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体系,有助于推动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     

法律行为规范对身份行为的有限适用

身份行为的构造依托于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抽象法律行为框架,不能以事实先在性架空意思自治。即使家庭法没有明确规定,身份行为也存在成立和效力的判断问题。根据纯粹身份行为和身份财产行为的区分概括描述适用模式的意义有限,即使是身份财产行为,也不能当然适用法律行为规范,而必须结合具体行为的性质以及所涉法律行为规范之利益状态进行个别化检视。在具体的规范适用检视中,应当首先考虑立法者的法政策决断,然后再考虑不同身份行为的本质。限制法律行为规范的适用往往意味着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其背后往往存在维护身份关系安定性及公共利益的特殊考量。     

当代青年生态消费模式的理性建构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加强对当代青年生态消费模式的理性建构,是新时期青年工作不可回避的主要任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时期青年的消费模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当代青年在消费中所表现出的消费态度不理性、消费心理不健康、消费结构不合理等消费现状,不仅影响着当代青年全面健康的发展,而且影响着生态环境,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需要通过培养生态消费意识、生态消费品质和生态消费素质等路径建构当代青年新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模式。     

离婚时约定不准结婚的协议是否有效？

刘明读者：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马某与杨某在离婚j时所订立的协议约定房屋归马某所有,马某柽女儿读大学之前不准与他人结婚或同居,     

反公共性：儒家伦理的内在限度

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生发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家伦理为基点定义的个人,其身份具有等级性的制度化差异,个人责任（或义务）和荣誉观念仅限于在家（或家族）之内,个人的意义消解在家族里。己／人结构的社会格局,是家族伦理的外化推演。儒家反公共性的伦理本位,致使公共精神极度匮乏。它不是一套合理的公共哲学,难以培育出发达的公共理性。     

滇缅边境地区非法居留问题思考——以德宏州边境地区为例

滇缅边境地区是中国沿边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对外贸易与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随着德宏被定位为中国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的黄金口岸后,流入的外籍人口与日俱增,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非法居留等新的管理问题,给边境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带来沉重的压力.积极探讨解决滇缅边境地区非法居留问题的途径,创新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模式,是公安社会管理创新亟待解决的新问题.笔者认为,滇缅边境地区非法居留问题突出最重要原因是边民入境通婚登记率很低,核心问题是婚姻主体一方及其子女国籍身份难以认定.因此,在借鉴德宏州边民入境通婚备案登记制度的基础上,尽快解决国籍身份认定,积极提供入籍服务,促进滇缅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