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中的混合身份共犯

职务犯罪是一种身份犯罪，它是指具有一定职务的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职务便利而进行的与其职务相关的犯罪．混合身份共犯是职务犯罪的一种普遍的但也是典型的共同犯罪形式．对于混合身份共犯应如何定性，在司法实践和学术理论界均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学说．到底如何认定混合身份共犯方显合理，笔者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在理论上加以探讨．     

基层人大代表的身份均衡与政府信任

在一个封闭和不完善的代表体制下,代议机关代表的身份认同往往处于一种混乱或搁置的状态,往往非但不能成为政府和公民之间多向度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反而成为公民质疑、不认同政府的一个政治行为者或政治参与者。     

清末咨议局结构性描述——以浙江省咨议局和湖北省咨议局为实例

清末推行宪政的一个核心就是召开议会。清廷为了延缓推行宪政的步伐,在各省设立了咨议局,咨议局并不具有议会的性质,它仅仅只是一个咨询机关。但是它对督抚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而且在咨议局运作过程中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咨议局的组织结构虽然各省都有一些不同的规定,但是大体是一致的。本文主要以浙江省和湖北省的咨议局为实例,对其进行客观描述和统计。     

国际身份危机与缅甸军人接权后的外交困局

缅甸在军方重新接管政权两年多来，国内危机持续外溢，在国际上遭受西方制裁等危机。既有文献从军方合法性、反对派动员和大国博弈的角度去解读，但仍难以系统诠释缅甸危机的僵局所在，也即缅甸内部政治互信与国际信任赤字相互叠加的结果。缅甸在政权更迭后，无法由内而外塑造“我群”共识，与国际行为体产生难以调和的认知歧异，继而生成了多重身份危机，包括遭受制裁、难以“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转型身份危机，难以继续融入“东盟大家庭”的地区身份危机，以及与大国关系失衡的中立身份危机。缅甸的国际身份在2011—2020年的转型十年间逐步明晰，而在2021年转型受挫后，外交困局也随之而来。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缅甸看守政府改善外交处境的前提是努力确保国际身份清晰化，同步争取外部共识。鉴于中短期内缅甸难以确证转型身份和中立身份并回归“正常国家”,通过“东盟方式”重塑地区身份仍是最不坏的选择。     

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派遣工”身份蜕变

2013年7月1日,新的《劳动合同法》开始正式实施。新法最大焦点,就是明确规定了"派遣工"享有与用工单位"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此外,新法还"剑指"劳务派遣乱象,从劳务派遣公司准入门槛、被派遣劳务者薪酬以及劳务派遣范围等多方面着手,加大了监管力度。     

公民身份、公民社会与公共秩序——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分析框架和政策维度

公民身份的探讨是政治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起源于古希腊,盛行于当代的公民身份理论,为我们反思和研究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形塑公民身份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公民身份的建构在逻辑上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公共秩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战略选择目标。     

德日身份犯的立法梳理及其启示

我国并无身份犯的相关立法,立法的缺失是引起有关解决身份犯的共犯问题之理论混乱的直接原因.要走出理论上的困境,就应跳出单纯的解释学而将目光转向立法论.在德日,对身份犯有着悠久的立法史,分析并探究德日的立法过程及其所体现出的争议,不仅能够为我国的立法提供合理借鉴,也能够为实践提供理论基础.经探讨,将身份分为违法身份和责任身份,以违法身份起连带作用,责任身份起个别作用的实质区分解决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的立法模式是可取的.     

联盟实践与身份承认:以新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

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活动是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的依托自上而下社会化理论的阶段论分析,虽然有助于直观地理解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变,但是其所推崇的“教”与“学”模式不足以揭示双方关系的重要特征,而且对于体系外国家获得国际社会新身份的描述是突发式的,即从体系的反对者或规范的反对者突然转变成为规范的学习者,这种分析视角过于简单.在“实践转向”的启发下,依据“参与实践”理论,可以突破结构—施动者的二元对立,强调实践的情境性和即时性,重视“惯习”的作用和施动者的能动性.联盟实践将联盟视为一种国家实践,在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过程中,联盟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不但在教科文组织内部与第三世界形成了密切的联盟,还在国际组织层次与教科文组织形成了松散的联盟.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盟实践活动,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强化了自身的体系革命者的身份定位,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实践活动的展开,这种联盟实践也为中国再造身份创造了空间.联盟实践不同程度地确保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的形式承认、分配承认乃至价值承认.     

论抽象危险犯中对间接危险的实质化审查

立法上，抽象危险犯在条文中未坚持“行为+结果”的固有表述路径，而仅呈现出“行为”类型的特征。此举易导致理论上对抽象危险犯的阐释倾向于采取形式说，仅要求身体动静即可而不要求有侵害结果，也导致司法上对抽象危险的制裁呈现非理性的一面。但所有的犯罪实际上均要求某种“结果”,只是抽象危险犯中要求的结果在于对外界造成影响的“外界变动”。重新审视抽象危险犯的性质和构造，需对抽象危险予以实质化审查，即借助构成要件的各要素，结合当时的各种事实情况，以生活经验法则间接地对现实中的危险实施三维立体的审查。而由于抽象危险犯动态的危险构造，实践中需对各类抽象危险确立不同的犯罪化门槛，从而保持维护安全和保障自由两大利益间的平衡。     

门槛论

祥林嫂的悲惨故事，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她用一年工钱12块银洋，到土地庙去捐门槛，任人踩踏，以求赎罪，赢得尊重。可是，捐门槛丝毫无助于改变其不干净、不吉祥的身份歧视。在年关准备祭祖用品时，祥林嫂依旧不得染指。那道“祝福”的门槛，她到死也未能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