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漏罪漏犯文物犯罪案件办理思考

文物是一个民族永恒的记忆,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传承文明。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漏罪漏犯文物犯罪案件过程中,应注重充分发挥提前介入作用,对证据收集中存在的难题,制定相关证据指引,细化证据收集标准,及时调取、查证相关旁证,进一步完善证据体系,实现全链条打击。对于专业性问题可邀请专家,听取其意见,解决文物定名、出土区域认定等专业问题。同时要会同相关单位或者部门,通过以案促治形成文物保护合力。     

关于顽危犯问题的反思

顽危犯包括顽固犯和危险犯,顽固犯一般都有长期的劣迹,熟悉监狱人际关系,思想顽固而行为的适应性强。危险犯的危险主要在于心理而非思想,其现实危险往往因突发事件引起。在多数情况下,顽固犯和危险犯是相通与交叉的。     

非特殊身份人员能否构成贪污罪的共犯

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资格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反映,这一特殊身份表明依照这一身份条件可以取得特殊的权利,同时也负有因这一身份条件而产生的特殊义务。非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权利,也就不能担负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承受的特殊义务。因此,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的贪污犯罪。     

结果加重犯的构成透析

结果加重犯 ,又称加重结果犯 ,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由于发生了刑法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加重结果 ,刑法从而加重其法定刑的犯罪。本文认为 ,结果加重犯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 ,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 ,具体分析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特征。一、刑法学中结果加重犯理论的概述及简评关于结果加重犯 ,中外刑法学界和刑事立法适例均有诸多论述 ,概括地讲 ,大体可分为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广义说认为 ,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又故意或过失地造成了基本犯罪构成…     

监察体制改革下受贿罪主体身份认定的思考

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监察对象的全覆盖,刑法作为所有法律部门的保障法,应当与监察法实现对接。在受贿罪主体问题上,“公务说”与“身份说”的纠缠表明“身份说”并非完全不具备合理性,也说明作为理论通说的“公务说”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借鉴监察法对监察对象的规定思路,采取“身份+公权”的模式,对受贿罪的主体体系进行重构,既可以充分发挥身份对公权力的表征作用,获得受贿罪主体认定的明确性;又可以界定出受贿罪主体的核心特征,从而为堵住新型受贿与变相受贿的惩罚漏洞发挥功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性质与界定

我国刑法第205条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只是简单地表述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没有其他限制性条件.因此,根据对法条罪状的理解,只要具备虚开行为即可构成本罪.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犯说成为对本罪构成要件解释的通说.然而,立法机关设立本罪的初衷是为了惩治以虚开为手段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准确地认定本罪...     

牵连犯认定标准及处断原则探究

对于牵连犯的认定标准和处断原则,我国刑法理论界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看法,这也使得司法实践中就这一问题产生了诸多分歧。在对牵连关系的界定判断上,“主观说”“客观说”“包容说”等都具有偏颇之处,附条件的“因果关系说”更符合司法实务中对牵连犯的传统认识,同时也可以使目前的执法标准保持一致。在处断原则上,传统的从一重处断原则无法体现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对于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的牵连现象,公诉机关应当按数罪一并起诉,审判机关应当释明从一重处断的量刑理由。牵连犯与想象竞合犯的区分关键在于犯罪行为数量的单复,与吸收犯的区分关键在于数行为间关系的含义以及数行为触犯的罪名性质。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赣府字〔2019〕65号 2019年12月18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国发〔2019〕24号)精神,认真做好我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深化思想认识,高度重视普查工作。国务院决定于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査。普查对象是普査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普査标准时点是2020年11月1日零时。     

民族国家、风险社会与西方公民身份重构

公民身份是维系国家良性运行的重要构件。在民族国家的视域里,西方公民身份是在一个由多元维度动态交织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至少包括道德文化维度的同一性建构策略、国家赋权维度的功能分化建构策略、社会矛盾维度的排斥性建构策略。在风险社会语境中,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的建构情境、动力、空间与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面对公民身份的基本问题约束,西方国家尝试在社会构成、民主范式、空间结构、文化内涵等方面重构公民身份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