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国有企业“微腐败”治理问题研究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再次传递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要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感。本文结合企业工作实际,围绕国有企业“微腐败”治理问题,深刻阐述治理“微腐败”的重要意义,总结梳理“微腐败”的特点及其危害,分析研判其多发频发的原因,研究探讨治理的对策。     

全球秩序及其转型：基于转型框架的分析

全球秩序的转型并未遵从线性因果的单向逻辑,而是纷繁因素动态交互的迭代结果。其中,以全球化为代表的演化场境为全球秩序提供了外部环境,以全球治理制度为代表的制度维系了全球秩序的稳定结构,以网络技术、全球社会运动、国内政治、新兴国家、全球危机为代表的创新生境成为推动全球秩序转型的关键。此外,全球秩序由于其较强的秩序性和目的性特征,它并不仅仅受制于全球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因此,基于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的紧密关系,本文提出以能动性全球治理加速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的三条路径,即通过重视过去被回避的权力要素、增强多元主体的关系协调以及实现治理思路的创新,发挥全球治理的能动作用以实现对全球秩序的保障与维护。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拜登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走势与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报告上线

中、美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两个大国,尽管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但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共同的网络安全挑战。网络安全在过去近十年一直占据着中美关系议程的重要位置,不仅得到了两国元首的高度重视,两国政府也建立了多个对话渠道来管控双方在此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历经近十年发展,中、美两国围绕网络安全问题互动的内涵在不断扩展,挑战也不断增加。2020年以来,受技术竞争、地缘政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多重影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不断加剧,前景不容乐观。本院联合国内网络研究领域重要机构的学者组成项目组,推出研究报告《竞争但不失控:共建中美网络安全新议程》(英文版名: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A New China-U.S.Cybersecurity Agenda),研判相关问题。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

全球治理一度呈现出多边停滞、瓦解和重塑的突出特点,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建制派回归,多边停滞和瓦解的态势可能减弱,未来全球治理秩序将呈现出大国回归多边博弈的基本态势。美国建制派回归后,对华“规锁”将呈现升级态势;将从疫情期间主客观“脱钩”逐步过渡到选择性“脱钩”,全球价值链呈内卷化;美国欲强化同盟政治,试图按价值观划界;系统内其他国家不愿选边站,表现出“骑墙”姿态。为此,中国亟需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重视经济安全并避免“脱钩悖论”、求同存异及推动功能性领域合作、注重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等方面加以应对。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制度重叠及其应对之策

近年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彼此通过议题联结、成员联系和功能互动形成了密切的国际制度重叠,包括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联合国诸公共卫生制度、以盖茨基金会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公共卫生制度、以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涉卫新型国际制度以及特朗普政府试图打造的美式国际公共卫生制度。制度重叠是国际公共卫生秩序的结构性特征,可能会约束与限制世卫组织治理有效性的发挥。全球公共卫生议题的复杂性、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政治化倾向和世卫组织的治理限度决定了协同治理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为此,国际社会需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坚持公共卫生多边主义,警惕美国另起炉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冲击。同时,世卫组织发挥协同治理功能的制度化需求迫在眉睫。此外,新型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制度是推动多元制度协同治理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愈加凸显的关键作用。作为国际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的负责任国际承诺为国际公共卫生制度重叠提供了重要的协调路径,中国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金砖国家集团等多边制度框架内的协调配合和相互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内核。据此,文章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式四个方面存在的不足,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二者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最后基于这种内在逻辑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地区乡村基层党建、构建乡村治理多元机制、强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营造乡村和谐氛围的角度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