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晨光受贿案

被告人宋晨光,男,195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原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部长。曾任江西省建设厅副厅长、厅长,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宜春市委书记。2011年7月22日,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赵正永受贿案

2020年2月,赵正永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随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5月11日,天津一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赵正永受贿一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赵正永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赵正永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数十人旁听了庭审。     

论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之行为方式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行为方式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其中威胁是指辩护人意图以杀害或者伤害证人及其近亲属、毁坏财产、破坏名誉等相恐吓,对证人的精神进行强制,造成证人精神上的恐惧、心理上的压力和自由意志的抑制,从而使证人处于"不敢"抗拒的境地而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引诱是指辩护人以诱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为目的,采取金钱、物质或者其他利益的方法,诱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     

论强制辩护——以台湾地区为中心及对大陆相关立法之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强制辩护制度,强制辩护适用的案件类型在历年修法中不断扩大。强制辩护的适用从审判程序延伸至侦查程序,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并且立法规定了违反强制辩护的制裁性后果,有助于该制度的实施。大陆的指定辩护制度并未很好地体现对被追诉者辩护权的保障,因此,在未来修法中,我们可以借鉴强制辩护制度,并通过建立公设辩护人等制度以确保强制辩护的实行。     

浅析庭审中控辩双方地位的差异

1.双方的身份和职责不同 检察院的公诉人,身兼二职,一是公诉职能;二是法律监督职能。因而,公诉人在出庭时不是一方当事人。检察官以代表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庭履行控诉职责,运用证据揭露、证实犯罪,同时又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出现,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控方在法庭上“居高临下”位高权重,而辩护人受被告人的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而产生,是重要的诉讼当事人之一,职责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探析

自1996年我国刑诉法修改后,明确将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却只字未提此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引起诉讼实务界与理论界的较大争论。本文试以解决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为我国的诉讼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以期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考察及其启示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法律基础是宪法第六修正案及最高法院相关判例,其创设是贫困被告人律师辩护客观需求的结果;它诞生初期主要是满足诉讼程序形式正义的要求,充当"法庭帮手"的角色,1963年"吉迪恩案"之后逐渐成为贫困被告人权利的捍卫者。当前,美国公设辩护制度面临案件负荷量过重、资金匮乏导致辩护质量下降的问题,其能否有效运作,实质上反映了公民对律师辩护权的认同问题。为了提升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我们可以建构公职律师与社会律师并存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     

论侦查阶段引入辩护人制度后的取证工作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法治建设与国际法治接轨的重要体现。但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中,完全实现这一法律制度的立法本意仍然面临着一定的诉讼障碍。清除这些障碍,需要端正刑事诉讼目的、"物化"言词证据材料、落实法律责任追究制度和完善技术侦查措施使用制度。     

论我国有效辩护制度之构建

在对抗制国家刑事诉讼体系中,代表被追诉人的辩护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辩护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刑事案件最终的实体结果。因此以有效辩护理论为基础而构建起的制度体系是刑事辩护律师实现有效辩护的保障。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以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突出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如何尽快提高辩护质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的辩护就愈显重要。     

刘卓志受贿案

被告人刘卓志,男,1953年11月出生,汉族,吉林省双辽县人,大学文化。原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曾任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盟长、中共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2011年8月5日,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被告人刘卓志受贿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7月21日指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