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费VS行贿款之辨——李明受贿案辩护纪实

河北省张家口市某县供水公司经理李明受贿案经历了一审、二审发回、第二次一审,李明坚称自己无罪,再次上诉.作为李明的辩护人,我参与了李明受贿案的二审开庭.由于《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受贿罪量刑的修改,李明现已取保候审.如今,他在等待张家口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对于改变李明人生轨迹的12万元性质的认定,关乎着李明未来的人生走向.     

我们是如何做好庭前预测工作的

庭前预测是检察人员在出庭支持公诉之前,对被告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可能提出的问题及辩护意见,预先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判断的活动。它是出庭前准备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公诉人员出庭胜诉的重要保证。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以来,我们先后13次派人出庭支持公诉,由于认真做好出庭前的预测工作,有的放矢地进行充分准备,使公诉人在法庭上始终掌握了主动权,     

对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确立的思考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对侦查工作加强了制约监督,切实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应当顺应时势,牢记尊重和保障人权,转变旧的侦查理念和模式,积极适应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的确立,不断提高侦查工作质量,切实提高新形势下诉讼效益。这无论从查明案情,还是从打击犯罪方面以及提高侦查公信力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刑事法律援助与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建构——以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67条为中心

我国新修正《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67条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较现行法有较大进步,但是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低下及辩护效果不佳仍是亟待解决的客观问题.公设辩护人具有公职性、专职性、全职性及专业性等特征,其基本属性为辩护律师；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实现贫困者律师辩护权,同时,也是国家承担刑事法律援助义务的重要方式.因此,建构我国的公设辩护人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基本功能——基于理论阐释与实证根据的比较分析

公设辩护人制度具有辩护服务质量保障与法律援助成本控制两大基本功能,理论上说,公设辩护人(制度)较私人律师模式更具专业性、协调性、对抗性、保障性、监管性、工作热情高等优势,有助于其提供优质的辩护服务;而公设辩护人制度运作的专业化及"官僚方式"、可控性及可预测性、注重服务效率等特征,使其更能实现国家对刑事法律援助成本控制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美、英、加等国的实证研究佐证了上述的理论分析。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东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

公诉机关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黄爱东,男,1957年8月8日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市,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系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东营办事处主任,住东营市东营区辉煌庄园25号楼西单元2楼西户。2007年3月30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东营市公安局     

回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李某涉嫌诈骗案辩护实录

对几近花甲之年的韩国籍被告人李某来说．一个看似平常的午后却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地处胶东半岛的Q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到该市第一看守所宣读了不起诉决定书，至此被羁押了3年之久的李某终于重新获得自由。同时，如释负重的还有我——李某的辩护人，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付出了太多太多。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犯罪主体之探析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关于本罪的犯罪主体,刑法明确规定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刑事诉讼法又将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限定在审查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这一规定已远远落后于司法实践的发展,事实上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辩护和诉讼代理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都可能发生具有相当危害性的妨害证据的行为,因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每个阶段都可能以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在立法中对此予以确认也势在必行。     

汪俊英：法治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

死刑复核必须有辩护人介入，司法解释上应规定，同开庭审判一样，法律援助应当直跟到死刑复核，可采取书面、口头等方式。而公诉人不是必须介入，有些情况下可以征求公诉方意见。这两条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是最低的公正标准。     

公设辩护人制度与律师职业市场化

市场化使律师职业的商业性得以凸显,商业化运作对于律师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但过度商业化对律师职业会产生分化作用。律师在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在谨慎甄选委托人,在甄选过程中,经济因素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刑事案件辩护率低、效果差与此有很大关系。公设辩护人制度是对律师职业市场化弊病的有效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