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推理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

回溯推理在刑事侦查中具有建立侦查假设、确定侦破方向、寻找案件突破点和再现犯罪过程的作用。在刑事侦查活动中运用回溯推理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有：法律行为因果联系的隐蔽性,以防判断错误;推测的原因同已知的事实的一致性,以避免结论不可靠;常规性原因对非常规性原因的掩蔽性,以免进入误区;要看到一果多因,以防认识片面。     

论判决推理的基本构成

判决推理的重要问题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如何建立它的大、小前提,也就是如何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准确地援用法律规定从而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其基本构成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方面,不但要涉及案件事实的侦查活动,还要涉及如何运用证据、正确判定证据的可靠性和充分性的问题;二是对适用于具体案件法律规范的理解、选择与判断;三是判决结论的得出。     

司法证明的性质：作为似真推理工具的概率

以贝叶斯分析为代表的概率论,是改变了人类生活之现代科学成就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它并非是铸就这种成就的唯一认知工具。法庭科学和法律以多种方式关联,但同时又有天壤之别。法庭科学,如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致力于将复杂性降至允许精心设计研究并精确解释的可控水平。法律制度却无法享受这种奢华,且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应对不可计数、变化多端的人类社会复杂性。司法证明运用包括概率论在内的多种认知工具,以辅助似真推理,但归根结底,它不能被简化为数字和数学公式。     

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战略辩证法

治国理政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迄今为止,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29次集体学习,其中两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作用。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11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变”与“不变”：“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辩证思考

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中国共产党在关键历史节点接续回应了“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等重大课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辩证智慧。与“两个务必”相比,“三个务必”是在新的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下提出的,并与时俱进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二者又具有相同的价值旨归、功能导向和理论基础。科学把握“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要正确认知“变”与“不变”的关系,坚持在“变”之要求中把握“不变”之根基,并以“不变”之根基应对“变”之考验。     

“‘意思表示＇解释”的语用学透视——语用推理的维度

＂‘意思表示＇解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其目的是为了发掘和确认案件事实,确定法律推理中的小前提。而对当事人的言语行为进行解释,实质上就是一种语用推理的过程,即如何在特定语境中理解话语的意义。本文以合同为例,透过语用推理来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综合运用了语用学的合作原则、关联理论、语境原则等方法和理论,展示了语用学方法在法律推理中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辩证比较推理初探

比较推理就是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总结被比较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同、相异或相反的属性。比较推理得出的结论具有或然性,有时候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从大的方面来说,比较推理可以分为同比推理、异比推理和反比推理三大类。其中,同比推理又可以分为同比取同、同比取异、同比取同存异、同比取异存同、同比取同引申等小类;异比推理又可以分为异比取异、异比取同、异比取异存同、异比取同存异、异比取异引申等小类;反比推理又可以分为反比取反、反比取中、反比取合等小类。     

法律推理不确定性的内部溯因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法律逻辑方法,通过逻辑学与法律的结合,以基本的逻辑观念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然而,这个看似完美的体系却因法律的相对确定性加之自外部世界不确定因子的介入。出现了确定性的裂缝。反思和质疑传统法治理论中法律推理基础理论的法学思潮,使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本质浮出水面正是本文的立论缘由。为此,我们通过揭示有关法律和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勾勒法律推理的真实面貌,探求法律推理不确定性之溯因并提出解决对策,以期为法律推理理论更加接近法治理念的确定性要求,提供新的研究进路。     

"辩证"考辨——兼论道德悖论的"矛盾"归属

“辩证”具有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的语义。辩证法研究的对象是辩证矛盾。辩证矛盾反映的是认识对象所具有的相反相成的属性。逻辑矛盾是认知中出现的自反性谬误。“道德悖论”是一个多义概念。认知层面的道德悖论之“矛盾”属于特殊的逻辑矛盾,实践层面的道德悖论之“矛盾”应该归属于特殊的辩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