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十八届四中全会与你我有何关系

《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主办的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政文”10月22日发文《十八届四中全会，与你我有嘛关系？》，解读四中全会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全文如下：因为依法治国的主题，四中全会举世瞩目，万众期待。普通如你我，为何对这高大上的会议如此期待？因为法治不仅是宏大的，也是具体的；它关乎国家治理，更关乎百姓福祉。     

构建江苏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正>和全国一样,江苏经济也面临着下行的压力。作为"两头在外"的开放型经济大省,江苏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外经济增长乏力。通过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来激发江苏经济活力的思路,都是正确的。但对于业已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江苏来说,开放型经济仍然是江苏经济的"牛鼻子"。构建江苏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参与全球化经济提供制度保障,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延续江苏经济辉煌的必然选择。     

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协商困境分析——基于民主化宏观策略的思考

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宏观策略体现了该国民主化的根本方向与核心原则。中国民主化的宏观策略是一种可管理导向的积极民主化策略,这种策略给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协商实践造成了种种主客观困境,使得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地举办协商活动,社会力量也不能有效地参与。为走出困境,就必须在坚持审慎而务实策略的同时,不断克服怀疑主义,建立和健全保证协商有效性的管理机制。     

PM2.5监测不必等到2015年

<正>今年2月,国务院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PM2.5监测指标。日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对此表示了关注,并建议加快PM2.5监测全面铺开步伐。     

“士”的参与治理之道——评《专家学者参与型治理》

正杨立华(2015).专家学者参与型治理:荒漠化及其他集体行动困境问题解决的新模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共362页.一、引言公共决策中的专家参与已成为共识。国内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专家咨询制度及智库的研究(如:朱旭峰,2009;陈升、孟漫,2015);二是关于实践中专家参与的作用及局限性的研究(如:王锡锌、章永乐,2003)。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基本遵循:创新发展——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央适时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增长率,重在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置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把创新发展作为供给侧改革的基本遵循,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创新引领供给侧改革要从创新生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技术创新投入和创新人才战略等方面入手。     

治理视野中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问题、悖论与出路

大国治理的基石在基层。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各地陆续进行城市基层管理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在范畴上,基层管理被狭隘地界定在社区层面;在结构上,存在"强政府弱社会、党的作用未摆正"的误区;在机制上,存在"社会管理行政化"和"服务外包简单化"的局限。由于理论预设与现实环境的非对称性,城市基层管理凸显出"主观减负与长期增压、小政府主张与弱社会现实、赋权社会与权力回旋"等三重悖论。总体而言,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凸显出"问题导向"的特征,未触及治理的根本,特别是在社会赋权方面缺乏战略布局。未来改革的出路在于:跳出社区谈基层,做好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衔接;培育社会力量、摆正政党位置,完善基层管理的结构;正视赋权社会,推动城市基层管理社会化。     

破解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囚徒困境”的七大抓手——以河北省为例

当今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待解之谜，就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工业化，陷入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囚徒困境”。破解这一困境，就要找准抓手、谋求实策，实现突破，即要将生态产业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将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发展要素”；增强环保的“维稳促和”的政治大局观；走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融合发展”之路；从区域“环境容量”视角推动协调发展；实现重点突破和“创新突围”；在“大开放”中实现生态产业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