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立法促垃圾源头减量

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不断放大着上海生活垃圾管理的难题与矛盾。目前上海生活垃圾日产生量近2万吨,而日处理能力仅约1万吨,垃圾处理能力远低于产生量,可以说垃圾管理问题已成为城市发展绕不开的难题。2011年下半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对本市垃圾分类和减量化工作开展了专项监督。针对目前居民生活垃圾构成中商品包装物比重过大,尤其是过度包装、包装物回收利用度不高的情况,许多委员建议,应当通过立法对商品包装予以规范,对"过度包装"予以限制,从源头上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在市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顾肖荣等市人大代表也提出了制定《上海市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的议案。     

“结构性变量”扩大与制度改革

本文认为,源于GDP考核的结构主义增长方式使经济在短期内可以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但为维持过度投资而形成的资源汲取机制使结构性变量趋于扩大。结构性变量的扩大将会对增长模式造成损害。由于我们不知道这些结构性变量作用的边界条件,因而我们也不能武断地确定这种增长模式会在何时停止。但是,有必要进行包括官员考核制度、财税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在内的制度改革,使结构性变量朝着合理的方向演变。     

林梢一抹青如画——宁夏全境禁牧封育10周年侧记

正满眼风光禁牧区一个决策,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面貌,可以改变一群人的命运,可以改写一段历史。在全境禁牧封育,就是宁夏审时度势作出的一个决策。而在一个省份完全禁牧,目前全国还没有第二家,堪称前无古人的壮举、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     

官牛、官屋与明城墙砖

小时候因常在乡下度日,常听老农叨念：官牛瘦、官屋漏。当时正值公社化时期,老农抱怨的大约是生产资料都归集体了,耕牛因过度使用而不注意喂养,瘦了,公屋因有人居住而无人修缮,漏了。那时因年幼无知,也不会往深里考究,只是听听而已。后来参加工作了,发现单位和私人几乎同时买的风扇、空调、自行车等物,总是公家的先坏。于是明白了：官牛瘦、官屋漏,是普遍现象。后来读书发现,     

价值损毁视角下的我国并购动因研究

围绕我国企业并购的动因,本文对国内外基于价值损毁理论的并购动因理论,即代理理论、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和市场错误定价理论,逐一进行分析,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把市场错误定价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结合起来,方能较好地解释我国并购产生的动因。     

过度医疗几时休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过度医疗和过度检查的存在,给国家、社会和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医院管理体制。     

反思我们身边的过度消费——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过度消费是将大规模的消费和高水平的生活视作经济体制的主要目的,视作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和个人生活的本质追求。过度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欲求或者追逐社会时尚。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以及政策、舆论成为过度消费的原因。过度消费改变了人们的幸福观和价值观,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奥巴马的幽默天赋

我是米歇尔的 有一天，奥巴马在水牛城进了一家小吃店就餐。一位女店员由于过度紧张，竞称“奥巴马”是帅哥。奥巴马略感尴尬．但也大方地给了这位女店员一个拥抱，女店员顿时兴奋地大叫：“总统拥抱了我!”随后还得寸进尺地对奥巴马身边的第一夫人米歇尔说：“米歇尔，你羡慕我吧？!”     

情绪与健康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参加科举考试二十余次，却一直名落孙山。45岁那年范进意外考中广东乡试第l匕名举人，得知喜讯，范进竟喜极而疯，高喊：“咦!好了!我中了!”跑到集市一L。范的岳父胡屠户见女婿狂喜致疯，追上去，道：“你这个畜生，中了甚么？”并一掌打将过去。范进被打后才清醒过来。可是胡屠户却因打了举人老爷而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也因为过度恐惧病倒了。这个故事说明范进因狂喜而致疾，其岳父则因过度忧虑而病倒。两者都是情志过度，心理承受不了而致病的。     

论刑法回应社会热点事件的限度——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冒名顶替”入刑为视角

通过回应社会热点事件以增设新罪名或增加已有罪名罪状是刑法膨胀的主要路径之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通过特别是其中对"冒名顶替"的犯罪化,再一次强化了刑法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回应程度。基于刑法治理社会的手段属性,其具有回应热点社会事件的合理性。基于"冒名顶替"行为本身的恶劣程度,将其入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某一行为能否进入刑法的规制视野,应当综合考察行为所侵害法益的确定性、行为的类型化、行为的可归责性等内容,并兼顾报应和预防的刑罚观。过度地以刑法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仓促、频繁的回应与刑法条文类型化本质相矛盾,易忽略对引发社会问题深层原因的探索,导致刑法权威性丧失,公众刑法信念被削弱。基于犯罪标签的难消解和犯罪附随后果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我国当前并非是以刑法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佳时机,刑法应谨慎回应社会热点事件。